说真话,你还有多少勇气
2014年09月2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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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同心(公司职员)
  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能“指鹿为马”,也不明白《皇帝的新衣》为什么是由一个小孩子看穿的。长大了,才慢慢懂得,说真话很多时候特别需要勇气,至少需要一定的技巧。
  进入职场,碰壁多了,历练久了,才切身体会到,汇报不能单单从专业和客观的角度去说,否则,有时会“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也就慢慢改变自己,尽量顺着领导说,拣好听的说。
  步入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包括天天相守的老婆大人,“顺着说、拣好听的说”这一原则不仅颠扑不破,而且好处无限。比如肉麻地夸老婆年轻,会立马得到好吃好喝的优待;对明明已重病的长辈们违心地说长命百岁,也总会赢得更多笑声。
  直至看到黄万里,才蓦然发觉,自己庸俗已久,市侩渐深。
  对毛泽东说不,对苏联专家说不,对国内众口一词的同行说不,黄万里将国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马三门峡的讨论会变成了“一个人的战场”。以所学和实践,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驳斥“圣人出,黄河清”等荒唐论调,更是掷地有声地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事实证明黄万里是对的。可当时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昧着良心说瞎话”的人多了去了,就连钱学森面对毛泽东“亩产万斤”的询问,也是肯定作答,并从理论层面给出“严谨论证”。而“圣人出,黄河清”这句迎合毛泽东的话,更是以其极富含金量的拍马内涵、通俗直白的煽情效果,一呼百应。相比之下,黄万里不仅保持了科学家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气节,让人肃然起敬。
  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记载的也无非是黄万里的日记、往来书信、相关文件、当年的杂志报纸等部分档案,以及作者对黄万里一些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的走访等材料,但,恰恰是这些“原生态”,给人一个真实的黄万里,展现了一个科学家尊重科学、尊重客观的人格魅力。
  沉下心来换位思考,如果我是黄万里,我做不到。毕竟,那时的毛泽东威望已与天高,苏联老大哥的话语权也是一言九鼎,可黄万里偏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实演绎了一幕亚里士多德中国版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当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右派”时,他凛然无悔:“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当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毛泽东主动退一步,对黄炎培说出“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很多人都为他即将摘掉右派帽子而欣喜时,黄万里再一次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坚持,并愤然追责那时不说真话的众多科学家们,质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精彩激烈程度胜过大片,直看得人热血沸腾,油然升腾起对敢说真话、坚持科学、坚守良知等可贵操守的深深敬仰。
  突然想起那句“忠厚传家远”,小时几乎家家户户的对联都贴这句话,或大门前,或堂屋门前。不论贫贱富贵,不论渔樵耕读,哪怕是大字不识一个的父母,都将忠厚二字放在第一位。说真话是忠厚的基本,教育孩子“说真话”也是共同的家训,因“说瞎话”而领教父母的惩罚,让很多农村小孩子终生难忘。
  买来这本书,已看了很多遍,可每每重温,依然“醍醐灌顶”,依然为之一振,依然扪心自问,继而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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