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4日,全国首个社区“孔子学堂”在济南舜耕街道办舜华社区开课。 (资料片)
“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一线教师的这句话被网友热捧。
环顾四周,在大城小镇抬眼总能看到带有“巴黎”“莱茵”洋名的花园洋房,商场超市里的货架上也不乏用英文书写着名称的商品,尽管它们都是“中国制造”。
改革开放36年后的今天,习近平的一句话,让人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却在慢慢丢失了自己。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去中国化”之忧
学习古诗词,数量相差几首也许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是否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给予经典和传统一种地位与尊重。
上海市教委也许是今秋开学后最忙的部门之一。
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一线教师时的讲话一经公开,上海市教委“不幸躺枪”。
8月26日,课本发到学生家长手中时,即引发了对上海小学一年级新版语文课本删除旧版全部8首古诗的争议。上海市教委解释,并不能说古诗退出了语文课本,因为“在听力教材中依然保留了这8首古诗”。
经过一周的努力解释,本应庆幸事态终于平静的上海,因总书记发言再被牵出。
其实,在总书记发言之前,在课本中删除古诗词已不是第一次。梳理发现,近年来至少有43篇经典课文消失在小学到高中的课本中,其中22篇为经典古文、古诗词。
有网友就此评论,学习古诗词,数量相差几首也许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是否能将大量古诗词等经典保留在课本中,是否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给予经典和传统一种地位与尊重。“让总书记在意的不只是几篇古诗词,而是‘去中国化之忧’。”
这种担忧不仅停留在课本里。2005年,昆明市赵立在人民网上发表一篇文章《居住在哪国的昆明》,痛批“昆明的房地产商干了一件蠢事”,给新开楼盘起洋名戴洋帽。
“挪威森林”、“创意英伦”、“艾诗林根”……当时昆明这个常住人口仅300多万的中等城市,“洋名”小区竟占2003年到2005年新增楼盘三分之一强。
人们的衣食住行也被这种洋文化所笼罩。在商场超市,各种标示着英文商标的服装品牌数量,甚至超过中文标示的品牌。除了不翻译中文、直接标示英文的真洋货外,市面上还有很多“伪血统”的假洋货。
这些看似“远渡重洋”进入中国市场的“洋品牌”其实是彻头彻尾披着“洋外衣”的本土货。在江浙一带,甚至出现专门从事为中国公司注册洋品牌的“一条龙”服务中介机构。
促使洋品牌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对洋品牌的追求和中华文化的不自信。
随着中国高铁、微信和阿里巴巴走出国门,中国对自己产品和文化开始有了自信。但,这种自信还有待加强。
本土的创新性
如果我们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坚守,我们的创意就会略显不足,影响后面的创造力和持续发展。传统文化正为创新之根。
“保守”成为不少人指摘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但有两位生活在杭州的人的经历却将此进行了有力地反驳。
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是获得世界建筑最高奖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位中国人,这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中国传统建筑重视的学生,却因为硕士学位论文批判当时中国建筑学界,未能顺利毕业。
他在那篇题为《死屋手记》的论文中指出,“思想和感性的分裂造成建筑中人性的丧失,建筑师灵魂的丧失,可以说,在‘现实’的建筑中,已经很难闻到精神的味道了。”
20多年后,正是他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坚持,成为《时代》杂志最认可王澍的理由:“中国建筑的未来没有抛弃它的过去。”
荣誉的背后是王澍与中国建筑、中国文化浸染的十数年。
王澍坚持每天练习书法。这也使得他能细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并发掘其与建筑内在的微妙关系。
就在三天前,与王澍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马云,用他所创办的阿里巴巴制造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IPO。
50岁的马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其次是听杭州大书、苏州评弹等。马云还将金庸武侠小说延伸到公司文化层面。
热衷太极拳的马云,从太极文化中悟出许多企业经营思路。他认为,“阴和阳,物极必反,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化,什么时候该聚,这些东西跟企业管理是一模一样的。”
中国台湾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也使得苹果iphone6的翻译中,台湾的“岂止于大”比大陆“比更大还更大”更胜一筹。
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曾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我们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坚守,我们的创意就会略显不足,影响后面的创造力和持续发展。传统文化正为创新之根。”
保持自我才能发展
当一些人接受西方化思想时,他们也慢慢意识到,保持本土的东西也非常有必要。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思考。
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例。
毕业于牛津、剑桥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哈里·李,是各自社会彻底西方化的精英。真纳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李,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得没得治的英国人”。然而,他们在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和独立之后,不得不实行本土化。
英国律师真纳成为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哈里·李则成为新加坡的李光耀。世俗主义者真纳成为把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立国基础的热情倡导者。“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
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大约是,76%为华人,15%为马来人和穆斯林,以及6%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过去,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的同时,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够讲流利的英语。
1989年,新加坡黄金辉总统说,随着开放,“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较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主义的生活观。”
黄金辉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它们应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
当一些人接受西方化思想时,他们也慢慢意识到,保持本土的东西也非常有必要。有这样意识的不仅有新加坡人,曾经主张西化的胡适则是例子。
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在晚年多次提及儒学。
1958年12月16日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这句话与儒家的“恕道”是一致的。
1959年,胡颂平对胡适说:“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回答说:“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胡适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主张全盘西化,但他反对抱残守缺,并强调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有一套科学的方法。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也曾表示,现在美国对其国民从小进行独立宣言等教育,对于美国历史进行熟悉。我们中国也应该如此。“如果不学习中国过去历史,就不会有根,会茫然。”
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著名剧作家苏叔阳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必须坚持自己中国化的东西,中国如此才能有尊严地、可持续发展。”
传统与创新不矛盾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有清醒认识,这样才能如钱穆所说,有“真实之改进”。
“反对‘去中国化’,那么中国化中哪些最重要呢?我认为是上层建筑,即传统文化、道德、风俗民情等。如果这些都能保留,那么我们还没有‘去中国化’。”9月19日,苏叔阳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苏叔阳同时认为,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生命力和创新性,完全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过洋节,不过中国节日,张嘴闭嘴就是美国大片。确实到了该一梦惊醒的地步。”苏叔阳认为,确实到了强调中国本土东西重要的地步了。
反对“去中国化”在苏叔阳看来,并不是简单的政治问题,还涉及方方面面。中华民族是否能真正崛起,也在于此。“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不了解,没有信心,东施效颦,是很难发展好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谈及轴心时代时,就谈到中国的孔子。“中国很早就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与和而不同,其实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很大相近之处。”
“五四运动后,郭沫若曾发表一篇《马克思进孔庙》的小品文。”苏叔阳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郭沫若文中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苏叔阳认为,中国文化对现在还有作用,但只是过去人们曲解孔子思想。1952年1月24日胡适对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达生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但是到了后来,人们走错路了,缠小脚、八股文、律诗、骈文,都是走错了路。”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下还有很大影响,并不是不具有现实意义和缺乏创新性。苏叔阳说,“关键在于如何进行挖掘。”
苏叔阳看来,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有清醒认识,这样才能如钱穆所说,有“真实之改进”。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我们能不断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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