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后——
独腿鸿儒潘光旦的齐鲁行
2014年09月2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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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惊华夏,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教育部令,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潘光旦在南迁途中,由于津浦铁路中断,只有取道天津,乘船至烟台或青岛,再乘胶济铁路火车到济南,然后转津浦铁路火车南下。
□魏敬群
烟台半日,浴池突闻警报声
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潘光旦,一直与秘书长沈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在一起处理校务,留守的一个半月中,校园外枪炮声未尝一日间断。直到9月16日早晨,他才与沈履和之内弟赵世昌等开始了长沙之旅。当天下午5时多到达天津,小住等船。
9月19日,恰是中秋,也是离津前一天,他理发,买书,购物,探望伤寒住院的清华同事叶企孙,晚9时始归寓。与友人分食着月饼,看窗外的一轮圆月,潘光旦难抑心中伤感。他开始写《图南日记》:“图南一词原出庄子,鹏鸟置身九万里之上,谋徙于南冥,余固不足以当之,惟‘图南’与‘逃难’,为一音之转,亦可为完全同音,曰图南,不曰逃难者,较温藉耳。”
第二天,潘光旦一行乘太古公司驳船至塘沽。下午5时,登岳州轮。自码头仰望,船上人群熙攘,已无立足之地,而码头上鹄候者尚大有人在。潘光旦一行到达时,吊桥上无人上下,一名把守的船警却想索要好处不让众人登船,非要等到6点。潘光旦厉声问道:“甲板上之大众又于何时上船者耶?”遂拄拐率众由吊桥踏上船舷,又独腿走过若干条七横八搭之跳板,居然履险如夷,一鼓作气登上甲板。好不容易在船舱中挤出半席之地,他发现紧靠气味浓烈的厨房和厕所。厕所虽近,“独腿客”潘光旦却感觉“最不便之一事为大小便”。
9月21日,船抵烟台港。第二天一早,潘光旦上岸访友。“码头一带有守兵,但检查不严；防御工事不易见,但市街转角皆有电网与沙袋之布置；市容甚萧条,惟市民似尚能各安生理。酒排间及操神女生涯之各国女子亦尚未散去。”潘光旦在东华楼洗澡时,适飞机警报至,为其搓背擦澡的浴室侍者撇下他就往外跑,说是出去看看什么情况,却一去不返。
归舟已近午12时,船于午后1时开行。“舟沿成山角之北岸而行,右山左海,景色绝胜；烟台一带海水,色本碧绿,晴光映照,益见鲜明,水母成群,逆舟而过,紫白相间,别绕意趣；小岛三五,棋布海中,宛如明镜上堆若干晶莹石块,其界画分明处即其天然妍丽处。”潘光旦心情好了不少,一时忘记了逃难的烦忧。
青岛出游,山大旧地忆友朋
9月23日下午2时,船到青岛,潘之一行住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阅《申报》《大公报》,潘光旦知故乡江苏宝山确已沦陷,不由心情沉重,忆起先祖父于洪杨之乱时所作诗句:“从兹萍梗无他恋,二百年来祖父坟。”清华同学扶学炼从汉口来,晤面时告知梅贻琦校长已到长沙,临时大学在积极筹备中。潘光旦益发想尽快上路,却不料内弟赵世昌受凉生病,只好逗留一日。晚饭后,他与沈履步行海滨,“由栈桥达回澜亭,海风甚劲,数日来秽浊之气,更经一番洗涤,为之一快。”第二天,潘光旦黎明即起,写家信两封,又托清华外文系同事徐锡良购到长沙联票。食罢,雇马车出游,言定每小时5角,即自中山路出至海滨,沿各浴场所在之海岸线绕行一匝。在前一日刚开学的山东大学,潘光旦看到学生到者寥寥,“究能维持几日,甚是问题”。他又想起六年前来此作学术演讲的情形,“金甫(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梁)实秋等皆在,饯余于市上某京馆,一时热闹,何可再得?”烽火连天,友朋星散,“今番遭乱播迁,欢聚一席,不知又将卜诸何年何地矣。”
在敌侨聚居的中心市街,商店、厂房、住宅的大门上皆贴有封条,日人都已撤退,闻有饮泣而去者。作为民族学家的潘光旦认为:“夫安居乐业,人心所同,乃一旦因少数野心家之驱使宰割,不能不舍之而去,保障不可必得,还归不能预期,此情此景,亦大可伤也。然休咎无门,惟人自召,今日之日人,犹之欧战时期之德人,甘心受野心家之鞭策者日久,驯服之性,已成为民族品质之一偏。”
济南车站,一天阴霾几多愁
晚9时30分,登胶济路列车。翌日晨6时,潘即起读书。8时,车抵济南。“自晨至此,同行者皆惴惴有戒心,以为敌机轰炸,必卜昼不卜夜,而济南一地,必随兖州、邹县、济宁之后,为一大目标无疑。既而无事,则又额手相庆。”那段时间,火车在胶济线上行驶,不时有日军的飞机从上空呼啸着掠过。每到这时,火车便立刻停下来,拉响警报,男男女女便慌慌张张跑下车去躲避。潘光旦一行算是幸运的,没有尝到这种滋味,否则,以他这样一个独腿之人当如何应对。
他们住进早已预订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候南下津浦车。济南到处挤满了逃难者和流亡学生,所有旅馆都已爆满。“旅行社言车无定刻,有车即登,须守候,有即来告。”约11时,得知有一北上车将折返南下,潘之一行当即驱车至火车站。车站里秩序很乱,往北的火车因战事停开,向南的火车班次皆无,人们见车就上,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人便从车窗口往里钻。潘之内弟赵世昌捷足先登,又因旅行社之助,他们居然顺利挤上车去,占得两间二等卧车室。潘光旦这位双拐教授亦不示弱,全凭一己之力硬硬挤进车厢。
时适有一列伤兵车自北来,亦停站中,却无人上前照料,仅有少数青年会服务人员奔走供茶水,月台上间亦有人为轻伤士兵包扎。“鲁省为军事最密迩之后方,而设备缺乏如此,舆论对韩复榘时有烦言,亦不为无因矣。”月台上有形似学生之人来募捐,谓将购备食品以饷伤兵。潘光旦虽觉此等人来路不明,但亦不忍拒绝,遂捐洋1元。后悉沈履在月台上已捐5元,再有来者,便惟有谢绝。“后方无组织、无设备,一任热心者、好事者,甚或趁火打劫者各行其是,此其明证也。”(引文均见《图南日记》)车于12时许开行,潘光旦愁望窗外,一天阴霾,细雨飘零。9月28日,潘光旦一行辗转到达长沙,以后又迁至昆明。
“半身偏坠成何用?坐待河清海晏时。”这亦是《四十三岁生朝》中的诗句,此诗写于1942年8月13日,潘光旦任教昆明西南联大。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依然心境从容气势如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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