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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冠深
我过去说过,回视人生来路,后悔的事情不少。同是后悔,情况有别。有一件事情,我后悔的是:那时我怎么就没想到撒个谎呢?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末的一个周日。我那时在《齐鲁晚报》供职。忘记是文体部还是副刊部的同志了,因为跟电影系统有联系,常应邀去影院看新片。有时候他们也问我看不看。这一回我去了。记得是去火车站附近的一处电影院。
晚报创刊半年或者是一年后,《大众日报》领导配给晚报一部前苏联进口的旧小轿车。当时,《大众日报》社跟晚报平级的其他部门,都没给配车,晚报配车固然是需要,然则终归是有些特殊的。所以,如果不是路途较远或时间较紧,我不坐这车而骑自行车。这回看电影我是坐这辆车去的。我不知道搁现在说话,这算不算公车私用,反正那时候没觉得是个事。
电影散场后,我随人流往外走。看见了大学的老师或者是老师看见了我。老师的女儿跟在他身后。寒暄几句以后,老师问我怎么来的,我据实以告。又问车上有几个人,我说就是我自己。老师就说要搭我的车。这是我毕业以后第一次见到这位老师。迄今为止我不曾又见到过这位老师。我很高兴老师和他的女儿搭我的车,何况又正好一路。
出得影院门,来到车停处。我刚要请老师和他的女儿上车,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后背,高门大嗓地说:“老于,搭你的车哦!”他的高门大嗓和一个拖着长腔的“哦”字,传达着“搭车没商量”的意味和亲昵。说时迟,那时快,他拉开车门,坐进了车里。几乎是在同时,另有一位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同志,拉开了另一扇车门,也坐进了车里。两位都是熟人。其一还曾经是我所在部门的领导,后来调去了别的单位。他们也跟我一路。一看这个情况,老师向我摆手,这等于打了个“再见”的手语。我看不见自己脸上的表情。叫了声“老师”,无可奈何地望着老师的背影走远。
我曾想让老师和他的女儿上车,我自己去乘公共汽车。这样的话,后座坐三个人虽然稍挤了点,但不算太挤。可是我又担心,假如我去乘公共汽车,会让我的两位熟人觉得这是我对他们“搭车没商量”的无声抗议,而且我的老师也有可能心里不熨帖。没办法,我只有背负着内疚上了车。
在尔后的日子里,当我又记起这件事情来的时候,忽然想到:当时,我之所谓没办法,其实是不对的。我可以撒个谎,说,我还有件事情要办,需要等一会儿再走。比如,我说我要到附近的书店里买本急着想看的书,或者说到附近的商店里买点儿什么急需的东西。再不然,就说我要去附近我亲戚家一趟,附近确实有我的亲戚。如此这般,我请老师和他的女儿上车,让司机同志先把他们送走,就不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撒谎不好,但善意的撒谎例外。当时我没有想到撒谎,往好处说,我不是个撒谎掉皮的人,没有撒谎的习惯。说准确点儿,我是那种“输了官司才想起理来”的笨人,在事来突然的情况下,反应迟钝,脑轮子的风向标没有及时往撒谎的方向指。
我知道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然则我企图寻找替代品,因为直到近来,我还一再想起这件事情而心中不安。我之所谓替代品者,名曰忘却。鲁迅先生不是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吗?换个说法的话,先生就是为了忘却而写呀。至少从字面上来看是如此。于是,我也为了忘却而诉诸文字,虽然我想忘却的和先生想忘却的两者的性质、内涵与轻重,大相径庭。总而言之,现在写出来了,希望从今以后,我于上述事情,就不再想起来了。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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