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日记发表,字字皆是血的控诉
2014年11月2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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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写于1973年—1976年的日记近日刊发在第六期的《收获》杂志上,系首次问世。这些日记写作的1973年,“文革”仍在继续,而在此前一年,巴金妻子萧珊患癌去世,刚从干校归来的巴金深陷悲痛之中。
“萧珊已去,以沫相濡的日子不再,心中的一切向谁倾吐?大概只有求助于纸和笔。”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在一篇解读巴金日记的文章里说,巴金“文革”后期的日记如实记录了巴金的所见所感,“为那段长夜漫漫的岁月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证词”。这些日记巴金写了撕,撕了又写。虽然字数不多,但在周立民看来,却是那个时代具体实在的记录,“而今看来,又何尝不是字字读来皆是血的控诉?”
巴金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也在今年出版了“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版”。作为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五四时期”作家,巴金一生发表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七十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部译作及众多散文随笔,共计一千三百多万字。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作品早已是现代文学公认的经典,但在很多文学评论家看来,真正奠定了巴金在思想界深远意义的著作还是他晚年写就的《随想录》。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著名巴金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一场读书会上说,巴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应该为现实生活服务,为改造社会服务,所以他的小说总是写革命、战斗、呼喊、追求。巴金在其早年代表作《家》的扉页上便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有亲历者后来回忆,当时许多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并不是读了马列著作,而是因为受《家》的影响。
“1949年后,巴金改变了写作的风格,以前他写的都是悲剧,解放以后他就变成一个歌颂型的作家。”陈思和说。抗美援朝期间,巴金先后两次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回来之后写了很多歌颂抗美援朝的文章。他还写文章歌颂人民公社、大跃进。陈思和分析,巴金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痛苦,他也深知作为知识分子潜在的危险,“就把自己放低,放成一个整天改造自我的人,但是他心里面很明白,这样的做法是违背自己良心的”。
陈思和说,晚年的巴金觉得自己欠了读者一笔债,因为读者那么信任他,他却写了那么多错的文章。他曾感叹道:“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品。”这也直接催生了《随想录》的写作。
然而,“文革”时,巴金依然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当时尚在念初中的著名诗人赵丽宏亲眼目睹了巴金被批斗的经过,“在上海杂技场开批判巴金会,这次批判大会是电视直播的,当时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创造,我第一次看到巴金的形象,是一个忧伤的巴金,一个无奈的巴金,他的头发是灰白的,他站在那里,没有说一句话,整个过程都是别人在批判他,批判者用最严厉的、最恶毒的语言批判巴金,他只是默默地听,胸前戴着很大的牌子。”巴金在《随想录》里也说,如果不是萧珊,“文革”他是过不去的,士可杀不可辱,很多知识分子以死来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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