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历史的教训》译者倪玉平:
我们一句没删让读者自我甄别
2015年02月0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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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玮

  作为中纪委“新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为何中纪委会推荐这本书?它是怎样被翻译过来的?官员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本报记者采访了《历史的教训》中文版翻译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倪玉平。
  齐鲁晚报:《历史的教训》中文版是如何“出炉”的?
  倪玉平:2014年6月,方正出版社找到我,让我翻译这本书。最初是三个研究生翻译,两个月后,我拿到稿件,觉得与原著有一定差距。因为原著中的一些神话、传统,都有着政治体系背景,有一定的知识在里面。于是我又用了两个多月时间,重新校对了一下。后来出版社又找到山东大学博导冯克利审校,最后样书送过来又重新校对了一下,到今年1月,才拿到了出版后的书。前前后后6个月的时间,翻译7万字,反复打磨了很久。
  齐鲁晚报:您觉得中纪委为何把这本书推荐为“新年第一书”?
  倪玉平:被推荐的当天晚上,正好是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很多人跟我要书时我才知道,回家上网发现几十个网站同时在推。
  之所以作为中纪委推荐的“新年第一书”,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学历史出身,对历史很有感情;第二,这本书比较通俗,有很多历史事实穿插其中,不晦涩,读起来容易理解,不会打瞌睡;第三,作者杜兰特夫妇研究哲学,但是出身历史学系,书中有很多有意义的观点,适合官员阅读,比如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宗教的关系。比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是应该公平正义?如何对待弱势群体以及社会精英?都是客观描述的辩证思想,给官员提供了一种思辨。
  齐鲁晚报:您所说的思辨体现在哪里?
  倪玉平:就像最后一章所讲的,历史真的是在进步吗?真的会有某一个必然的阶段吗?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被看成用新方法完成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但同时,作者对于文明发展是有信心的,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我们不可能回到原始社会。这就是一种辩证的观点。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种思辨性的观点,对于官员执政有怎样的启示?
  倪玉平:在《历史的教训》开篇,讲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句话就是人是渺小的,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瞬间。今天社会经济发展,以开发破坏大自然为代价,会遭到无情报复。谈到社会公平时,财富集中到一定阶段,就会以暴力方式解决,站在我的角度,我认为这对官员会有一定的启发,可以更好地协调社会矛盾。类似这样的思想闪光点有很多。
  齐鲁晚报:在《历史的教训》中,有很多关于种族、宗教的论述,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删节的部分?
  倪玉平:没有删节,虽然种族、社会主义的论述有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就这个问题沟通过,但最后决定一句不删,也没有挑出我们反对的东西以及批判性的东西,而是让读者自我甄别。《历史的教训》中,把社会主义与宗教挂钩,对于社会主义是有点敌视的,读者注意要有批判的眼光。
  齐鲁晚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从历史角度来讲,您觉得这本书对您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倪玉平:我们今天有太多书呆子似的研究,对官员、学者来说,应该更多关注社会。现在的国内学者还没有写出这样总体性脉络清晰的作品。人类历史横跨千年,中国历史也有发展脉络和经验教训,对这些进行贯穿性研究,从而得出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每个王朝都是从节俭、励精图治变强,再到腐败,王朝为何不能跳出这个规律,如果跳出来,不就长盛不衰了吗?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东西,但大家都没有看到。
  齐鲁晚报:所以《历史的教训》这本书只是逻辑的推导,并没有下一个定论。
  倪玉平:历史没有定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人类历史这么长,确实很难下定论。此外,对于历史的消化能力,也是仁者见仁。毛主席读二十四史,可以建立新中国,我们读二十四史只能写几篇文章。总之《历史的教训》是值得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书,我们能从中悟到自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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