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浦线(上)和胶济线的济南火车站相邻两三百米。
韩复榘以“焦土抗战”名义烧毁省政府。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片)
害怕、恐慌一直持续。1937年12月13日,天寒地冻中又从南方传来噩耗:南京沦陷!
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北面传来的炮火声,头顶上也时有日本飞机掠过。济南城里的百姓们知道,黄河北岸的日军距离济南越来越近了。
1937年12月的济南,街头巷尾都在喊:“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看着满街惶恐的神色,雍延珍也怕了。
“小乱入城,大乱返乡”,雍延珍的父母带着孩子们奔往火车站,打算返回平度老家避难。
1937年的济南,有两个南北相邻两三百米的火车站,津浦线车站在北,胶济线车站在南。津浦线车站于1912年建成,是少有的日耳曼风格建筑群落。如果不是在1992年被拆掉,这里将会是济南一处经典景观。
火车站一片混乱。身材瘦小的雍延珍被父母硬拽进火车站。火车靠站后,站台上的人一拥而上,周围顿时一片拥挤。
夜色里,除了站台,两条钢轨伸向漆黑的远方。能扒上火车的人,即使是仅抓着火车厢外面的铁杆而身体悬空在车厢外,也不愿再蹲在这寒风凛冽的站台上,望眼欲穿地等着下一趟火车。
逃难,似乎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就在中华大地上如潮水般开始。
“七七事变”后直至当年11月,坐镇济南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一直在鲁北与日军鏖战,伤亡惨重。
对茫茫众生来说,国破伴随而来的总是家亡。
韩复榘的儿子韩子华在回忆录中提到,自抗日以来,父子便未再相见,直至次年1月24日韩复榘被杀。
“七七事变”前,济南有40多万人口,随着时局越来越乱,人们逃避一空,只余1万多人。
1937年11月15日,韩复榘为阻止日军南下,将黄河铁桥炸断。当天,暂居济南的老舍也同样选择了抛家舍子,独自南下,与胡絮青舒乙母子一别就是六年。
社会学家孙本文曾估计,抗战期间,“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0%以上西迁。”
看着站在中厅的小儿子,老掌柜张启垣抿了口茶水,说:“你是学生,没有什么谋生的本事,就留在家里吧。”
张家决定留守济南,“南迁”的计划也随之搁置。1937年底济南沦陷至1945年抗战胜利,东元盛始终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多年后,“张家老大”张伯萱的儿子、今年81岁的张盛昆回忆起这段往事,似乎明白了祖父留下三叔的用意:不管世道多乱,一家人都要守在一起。
日本兵来了
雍延珍一家还算平安地回到了平度,而留在济南的东元盛张家则没有这么幸运。
据史料记载,黄河大桥被炸毁后,日军顺着黄河下游迂回攻击。1937年12月23日,日军在济阳、青城间渡过黄河。24日,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
日军渡河后便迂回包抄济南,12月27日清晨,日军侵占济南。
当天,天蒙蒙亮,在济南北园卞庄附近的东元盛染厂,老掌柜张启垣一早起床,前一晚黄河北的炮声隐隐响起,却听不见南岸还击的炮声。
大概是工人们刚开工不久,厂房外一阵喧闹,甚至还传来开枪的声音。老掌柜赶紧差人去看,“外面怎么回事?”
工人们还没来得及出去,厂房大门已经被撞开。一队日本兵端着步枪,冲着门口的工人就是一枪托,打得工人头上直冒血。
日本兵把厂房围住,老掌柜和工人们也不敢对着日本兵“硬来”,只能赶紧打电话联系家里,向之前有生意往来的日本朋友打探一下怎么办。
不久后,闯进染厂的日本兵接到了一个电话,接着就撤了兵。
在1988年出版的《济南工商史料》一书中,济南面粉“大鳄”苗兰亭口述了当时的遭遇:“城内、商埠周围浓烟滚滚。日军进入济南城时,骑在马上顾盼自若,缓步行进,如入无人之境的得意神气。”
在日军攻入济南前一天,韩复榘将城内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济南市政府等行政机关以及商埠的棉布打包厂、各粮行仓库等地一律点火焚烧。
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这是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
济南城的商户多半都不开门营业,除了怕人抢劫,还怕日军强行取用。因为各食品商店均关门停业,日本兵砸了泰康食品公司和上海食物公司,又砸了一些点心铺。
被砸的商户纷纷找商会请求保障。日军也找商会,责承供应。时任商会会长的辛铸九不愿为虎作伥,躲在济南洪家楼天主教堂不露面。不到半年,日军又派人劝说辛铸九接任省长,辛铸九均以年老多病为由拒绝。
1939年正月初十晚九点,辛铸九被“请进”日军宪兵队。宪兵队说他“通匪”,摔到地上暴打,随后不是审问就是吊打,遭受了37天的残酷折磨。后经朋友奔走营救,花费5000多元,总算魔窟逃生。
日军宪兵队释放辛铸九时提出条件:为他们做事。辛铸九只应允出来后办慈善、搞教育,几经斡旋后,他担任省图书馆馆长和红十字会统长、赈济会长。利用职务作掩护,多次秘密接待安全转移来自根据地的中共人员,又购买聊城“海源阁”藏书3万2千余册。当然,这是后话。
飘摇的商埠区
雍延珍一家返回平度后,在济南铁路大厂工作的父亲终日气愤不已,痛恨“小日本让我丢了工作,让我举家逃难”。
两年后,父亲在郁郁寡欢中病逝。
1940年,雍延珍独自一人从平度回到了济南。在她的眼里,日统区的济南还是平静的。
马三立的《艺海漂萍录》对1942年的济南有很简短的描述:“泉城风物好,不过究竟是沦陷期间,市面上虽然过往行人也熙熙攘攘,但是大明湖上携酒载歌的却不多。”
无论如何,远离了中日军队交战区,普通百姓的生活依旧得继续。
济南沦陷,作为山东民族资本家的中心,就这样风雨飘摇着。
济南沦陷的第二天,日本特务机关长中野亲自到商会,召集成记面粉厂和成大纱厂的苗兰亭、成丰面粉厂的苗星垣等十余人,宣布“对各厂实施军管”。
日本宪兵队特务也放风说:“苗家对于日军不利,问题很多,其他一些绅商也有不利日军之处,所有有关人员都将依次抓捕,苗兰亭首居要冲……”
当时,苗兰亭非常恐慌,整天提心吊胆。
一天,日本宪兵队到成大纱厂进行检查,扬言厂里存有枪支,把部分工人逮往宪兵队关押。
这么做的目的不是逮捕人,而是要钱。最终,苗兰亭掏了一万元送到宪兵队,躲过一劫。
从1937年冬到1938年春,济南的纺纱厂、面粉厂为日军强行夺去开工生产,其他工业均陷入停滞。
在日本军部统辖之下,军管企业都是统购专卖,大收垄断之利。所获利润由日本军部分配,中国商人所得寥寥,最多的时候不过百分之二十,且受到各种束缚限制。
从军阀混战的年代,济南就成了兵家必争的“仓库”。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华北投入了全国60%以上的兵力,力保山东、山西平汉线两翼,在平汉线正面与日军周旋。
山东是沪浙地区的北部屏障,不可不守。山东若失守,日军可以沿津浦线直逼南京城下。沿平汉线南下,将直接威胁华中重镇武汉。
在沦陷的济南商埠,东元盛这样的企业日子也愈发难过。由于日本人经常到张家骚扰,以合作、参观工厂等名义,妄图吞并东元盛。一日深夜,身着便装的日本特务冲入张家老宅,以搜查抗日材料为由,逮捕了“张家老大”和“张家老二”,关入了“泺源公馆”长达半个月之久。
张家只好拿钱开路,用一根根金条来换取张氏兄弟的活路。张伯萱虽没有对张盛昆过多说起自己遭遇,但张盛昆知道父亲在里面的“水牢”、“辣椒水”肯定少不了。
自打那以后,年幼的张盛昆虽每日仍可在商埠里买糖、吃馆子,但每走过日本人身旁,总是低头快走。他说自己不敢看日本人的脸,“害怕!”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占领往往比战争更可怕,因为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表现自己是男子汉,而在占领这一暧昧的处境中,我们真的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思想。”
日军的残暴以及对将来未知的恐慌,笼罩着每一个人。
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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