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田昌五先生二三事
2015年04月2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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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强
田昌五先生(1925-2001),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今年是田昌五先生90诞辰,也是恩师逝世的第14个年头。我作为田先生的关门弟子,对他晚年的工作和生活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1995年,我已经38岁,为了充实自己,更是仰慕先生的学问,于当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成为先生的一名博士生。入学前请教过先生几次,也看了先生的一些论著,但印象都不是很深。开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先生在他家中给我们开设《史学理论》课。上午9点,授课开始,先生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我一边凝神听讲,一边飞快地做着记录。当看到先生并无讲稿时,我不禁有些疑惑了。时间很快到了中午,先生连续讲课三个多小时,却毫无倦意,我们被先生精彩的讲授内容和激昂的手势所吸引,也没有发现已经12点多。此时不知谁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像连锁反应,我们都感到有点饿了,但谁也不敢有所表示,因为先生的讲意正浓。经过几次之后,我们也有了思想准备,早上多吃一点,以免肚子受苦。先生讲课不看讲稿,旁边只放一个小黑皮笔记本,这是否就是讲授内容呢?好奇心驱使我趁先生中间休息时翻看了一下,发现里面只有几个讲授的题目,其余什么也没有。我大感佩服!先生把这一学期的讲授内容全部装入了大脑,而且经常大段大段地引用史料,如此惊人的记忆力,令我等自愧不如。后来听师母说,先生的记忆力在原来工作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都是很有名的,经典的作家名言如果找不到出处,问先生即可。
师母在北京照料孙辈,不能随先生到济南,先生以70岁高龄独自在山东大学工作、生活,真是难为他了。不过先生的生活能力很强,能炒一手好菜。1995年初,我第二次见先生时,他一时高兴,竟为我亲自下厨,我记得有香菇油菜、罗宋汤等,其色香味不次于酒店大餐。虽然先生能照顾自己,在这方面比其他老先生强得多,但毕竟一个人生活,弟子们尽力去服侍,也有照顾不到之处。后来大家回忆说,先生生活不规律,可能是造成生病的原因之一。后来,我负责给先生送报纸信件,因此和先生的接触机会更多一些。我一般晚饭后7点多钟到先生家,除送信件外,主要是就论文写作请教先生。此时他刚做好饭,经常邀我一起喝两口,恭敬不如从命,我也就坐下陪先生了。饭后,先生高谈阔论,天南地北,但主题不离学问,我带着疑问而来,茅塞顿开而去,一直到论文完稿答辩,不知度过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我是田先生的95级博士生,因为年龄的关系,先生以后不再带学生,我们几个成了关门弟子。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先生对我们抓得特别紧。第三学期开题后,我们开始查找资料,忙碌起来。关于论文题目,先生其实早有考虑。自1987年先生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到山东大学后,带博士生之余,一直进行他的学术体系构建,到我入学时,已基本形成,这就是历史大循环理论,这在他的著作《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中有很透彻的论述,所以我们几个人的论文就是从隋唐两宋明清等各个时期对先生的理论做进一步的阐发(先秦至魏晋时期已有其他师兄去做)。由于我入学前主要从事明清史的教学科研,因此先生让我做明清工商业形态方面的研究。这对我是个全新的课题,以前从未涉及,尤其是做这样一个跨度大、层面多的研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就这个选题我去请教黄冕堂教授,他非常直接地告诉我:这个题目太大,很难写。我心里有些犯难了,怎么办呢?先生似乎不为所动,因为他早就成竹在胸,后来的进展果如他所料。带着疑惑,我开始看书查资料、做索引。很多百思不解的问题,经先生点拨之后,迎刃而解,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转眼三年过去了,1998年6月初,我们进行了论文答辩,邀请了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武汉大学熊铁基教授以及山东大学的黄冕堂、安作璋、孟祥才、乔幼梅、王育济等教授,各位先生对我的论文表示赞许,答辩顺利通过。望着先生略显疲惫的面容,我心中回荡着感激的潮涌,三年中向先生请教的各种情景不禁又一一再现。博士毕业后,我回到曲阜师范大学,在繁重的教学之余,继续修改扩充我的论文,其间仍不断向先生请教一些疑难问题。2000年3月,论文修改扩充基本就绪,请先生过目后准备出版,这时我请先生给论文写一个序,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谁知一个多月过去了,却音信全无,我想可能先生太忙了吧?那边出版社就要开印,我也不敢催促先生。等到先生写好后,我简直不敢相信,序言竟然洋洋一万余字,文中更是议论精妙、中西跨越,足显大家之风范。序言给我的书增色甚多,也使学生的论文内容相形见绌,看来先生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啊!书出版后我恭恭敬敬送上一本,先生虽然没说什么,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01年春,我又去济南看望先生,这时发现先生有些消瘦,他说可能胆囊有点毛病,言谈之间却毫不在乎。因为先生身体一向康健,加之有其父母高寿遗传基因,因此他对自己的身体较为自信。但先生的生活方式似乎不太科学,首先是70多岁高龄仍然熬夜写作,1998年春赶写史学理论专著,竟然通宵达旦,每晚写一万多字,结果臂膀疼痛,无法握笔,只得暂停。后两年听说先生仍然非常勤奋,一年竟发表一二十篇论文。吃惊之余,我暗暗为先生担心,毕竟是古稀之年,这样拼搏,如何吃得消?其次是先生喜欢烟酒,一日三餐和睡眠都不太规律,天长日久,损害了先生的健康。当看到先生憔悴,劝其节劳时,似乎为时已晚。2001年5月,先生查出癌症住院治疗。
田先生离开我们已近14年了,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曾工作和生活了15年、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的山东大学有了很大发展,今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要在此举行,届时将有2000余名国内外著名史学家云集济南,由此显示出山东大学的雄厚实力和影响。田先生的众多弟子也都在各自的领域成长起来,取得较大成就,这些都足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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