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
□李公明
读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的《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不期然地想起个人与历史叙事中的“年份”问题的相遇。书名以1945年为“零年”,这是典型的德国式说法。“零年”不是“0年”,因为在历法中的公历中并没有“0年”,“零年”实际上是“元年”之意。“零点时刻”是二战结束后德国流行的一种说法,以这个源自军事上的术语描述德国陷入历史的终结与一切的开端,整个精神和物质世界都必须从零开始。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对纳粹暴政的反思和批判并非开始于1945这个“零年”,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思想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已开始了。而在1945年,远比理论上的反思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如何从思想、道德、法治乃至日常人伦中清除法西斯暴政的精神流毒,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极为复杂,其中充满种种政治道德上的冲突与暧昧。布鲁玛书中的第五章“沥干毒药”,对这段极其复杂的历史的叙述与分析十分精彩,从抵抗运动的被刻意美化与弄虚作假,再到清算的对象、范围、方式和效果,从正义的普世性质到意识形态的政治分歧实质,“毒药”无处不在,“沥干”谈何容易。而他提出的问题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战后新秩序要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就必须清算过去的罪责。“但这项工作该从哪儿着手呢?如何推进?又怎么定义罪行?帮凶应不应该也受到清算?到哪儿去找有罪的人?要不要适可而止?如果每一个曾做过纳粹或和纳粹合作过的德国官员都要被清洗,已经风雨飘摇的德国社会很可能就此分崩离析。因为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多了。”
有些审判成为了充满各种复杂动机的表演甚至闹剧。但是即便如此,战后重建的历史不能够缺少这一环节,正义的伸张不能缺少最起码的仪式,而且在这场历史大审判中不乏清醒的理想主义者。罗伯特·杰克逊是纽伦堡审判中的一位主要公诉人,他相信审判不只是定罪量刑和惩罚有罪之人的一场演练,他相信自己是在为文明代言;他还清醒地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审判这些被告的依据将被明日历史用来评价我们。给这些被告一杯毒酒,等于向我们自己嘴里灌酒。”
读布鲁玛的《零年》,最好是与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合读。朱特在“跋: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中指出,承认和忏悔历史上的国家罪恶,是进入当代公共生活无法逃避的途径,“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另外,关于“受害者叙事”,他认为必须首先要解决连“受害者叙事”的合法性都受到极大的遏制和漠视的问题,但同时要警惕对受害者的纪念发展到物极必反的地步。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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