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中的“战斗机”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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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中的“战斗机”

2015年07月0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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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刘师培、辜鸿铭曾是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反对派”。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在这场运动中为时人和后人们提了一个醒:什么样的革命才值得坚持?一味信奉西方真的能够拯救中国吗?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刘师培:“保存国粹”
　　一百年前,章太炎与蔡元培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大人物合起伙来,都没有劝住一个人“倒退复古”,他就是经学大家刘师培。今天的人们会说,这刘师培咋这么不识趣,为啥非要逆时代潮流,跑到历史“垃圾站”去淘宝呢?
　　这事儿说来话长。刘师培出生于江苏仪征的经学世家。青年时,他已经是兼收吴、皖两派的一代“通儒”。可1900年,中国的世道变了。刘师培最终咬了咬牙,投靠了老友章太炎的革命派。但革命派让刘师培搞暗杀,写推翻帝制的檄文,这让刘师培很不开心,早早就与孙中山产生了裂痕。得罪了革命党的刘师培,先后投靠了清廷与袁世凯,稀里糊涂做了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为后人所不齿。
　　其实,刘师培对政治并无兴趣。辛亥革命后,他表示自己本想重振国学,但力不从心,只企望返回家乡。
　　1919年,刘师培终于如愿成为一名老师。在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努力下,刘师培幸运地进入北京大学任教。由于他国学素养深厚,他所编写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很受学生欢迎。
　　但当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眼见周围都是冲击传统经义的新文化,不甘附和的刘师培又纠集部分守旧师生,于1919年1月成立“国故月刊社”,扯起了“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帜,希望保留一块国粹阵地。
　　面对这一情势,由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支持的北大进步学生组成了“新潮社”,针对“国故社”的行为,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两大学派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但刘师培本人却认为“保存国粹”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两者可并行不悖。同时他力主“会通”中西学术,取长补短。在《国故》中,刘师培先后发表了《礼经旧说考略》等学术文章,并没有攻击新文化,甚至连与此相关的议论也没有。
　　可惜的是,当时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将他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顽固、守旧一方的代表。
　　无奈,在种种误解与唏嘘中,刘师培于1919年病逝。他虽然公开背离过“革命”,被认作“倒退复古”,但作为一介学者,他从未反对或阻止革命发展。有评论认为,假如刘师培生活于和平年代,或许他将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理学时代。
辜鸿铭:当世“学霸”
　　与刘师培的“躺枪”不同,今天被称作“学贯中西第一人”的辜鸿铭却是主动求“关注”的。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保守势力最坚固的“堡垒”,而他的为人与立场至今被奉为异类怪谈。所以20世纪初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位东方文化怪才: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却不可不看辜鸿铭。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他是中欧混血儿,因此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20岁时,辜鸿铭便拿到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又跑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改学土木工程。那时的辜鸿铭已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还有好几个博士头衔,俨然一个当世“学霸”。
　　不过,虽然通识这么多西学,辜鸿铭的骨子里却满是中国传统的精髓。
　　在前往北京大学任教前,他在张之洞的幕府干了20年。正值洋务运动鼎盛时期,在一片“西学东渐”的呼声中,辜鸿铭发现欧洲人翻译汉学作品错误百出,甚至一些汉学家根本不靠谱,由于阅读了这些不靠谱的译作,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东方人的“灵魂”,以至于无理地歧视中国人。
　　于是,辜鸿铭开始在国外用外文介绍中国与中国文化。从1901年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172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还将《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
　　1915年,就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号召青年向西方文明学习时,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时值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辜鸿铭向欧洲人表明,西方的物质文明可能导致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灭亡,而东方的道德文明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
　　当辜鸿铭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演讲《中国人的精神》时,各国使节纷纷前来购票倾听。据传,当年听辜鸿铭演讲,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演讲要两元。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对西方文明的“热恋”中,但辜鸿铭认为,既然中国努力学习的西方文明竟然出现了“野蛮”之举,那东方文明为何要急于丢弃?
　　于是,北大成了辜鸿铭“海外战场”后的下一个战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是见招拆招。胡适授课西方哲学,辜鸿铭便评论:西方哲学诞生于德国与希腊,胡适既不懂德语,也不懂希腊文,完全靠译作讲学,是糊弄人。
　　对于“五四”学生运动,辜鸿铭更是看不惯,他在外刊上撰文讽刺,青年人上街游行是跟“野蛮人”无异。　
　　不过,辜鸿铭并非维护晚清的保皇党。1919年,复辟将军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送来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
　　新文化运动中的辜鸿铭就像一个既无所不知,又看透世情的人,没有人愿意与他争辩,也争辩不过他。但面对如何完成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辜鸿铭也显得无可奈何,只能在“西化”风潮来临时,为东方文化辩护。
　　记者:辜老爷子,最近美国通过了同性恋法案,里面引用了孔子的观点,您怎么看?
　　辜鸿铭:Hum,同性恋,这是一个茶壶配一个茶壶的问题,你们现代人真会玩。我只研究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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