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保守派:
文化不是衣服 想换就换
2015年07月0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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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新文化运动中,有一拨人曾经是弄潮儿,后来却成为年轻人心里半新不旧的人物,就像傅斯年对杜亚泉的评价:“你说他旧么,他却像新的,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
  除了杜亚泉,这些人还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被定位为保守派。民国初年,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等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写进宪法,这激起了新文化派的强烈反对。
  最早,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并探讨孔子问题。后来,陈独秀将矛头直接对准康有为,发表多篇文章,成为反对孔教的旗手。再后来,鲁迅、吴虞、李大钊等人跟陈独秀站到一起,对孔教和保守派开炮。
  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动“全盘西化”,主张按西方标准看中国传统,哪些东西合用就用,不合用就都丢掉。康、梁、杜亚泉等保守派却认为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
  他们无法与旧文化一刀两断。在他们看来,文化不是衣服,想穿上就穿上,想脱下就脱下。
  梁启超的门生张君劢说得透彻: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人而言,文化不是外在的、可以随意选择的工具,而是内在于人性、内在于历史、内在于主体选择的生命本身。所以,我们要有“思想的自主权”,即民族文化的本位意识。运用自己的思想力,尊重本国的固有文化,不跟着西方人的思想走,贵乎独创,不贵模仿。
  梁启超则把这种文化的主体性解释为“国性”。“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而中国国性中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比如孔子的“仁学”。
  梁启超、张君劢都被归于新儒家旗下,梁启超可谓新儒家思想的开路人。
  但对于梁启超来说,新儒家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之旅是他对于西方态度改变的催化剂。
  1918年底,对政治彻底失望的梁启超来到伦敦,开启了他的欧洲之游。他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看到曾代表世界潮流的欧洲物质文明,竟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陷入“一片沉忧凄断之色”。在他下榻的高级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火柴与糖都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纸烟的他,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
  这让梁启超对自己和众多中国精英顶礼膜拜的西方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产生怀疑。“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梁启超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在心学中找到了解药。欧游回国后,梁启超将一系列游记公开发表,再次引起知识界重视。他在《欧游心影录》里反思: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一种注重精神的生命哲学对于人类建构现代生活体系必不可少。他开始重新肯定中国的文明传统,认为儒家思想(特别是心学传统)不仅符合西方注重精神的生命哲学,而且通过更新能够转化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道德。
  从崇拜西方科学、民主到回归儒家心学传统,已经不是梁启超的第一次改变。梁启超以“善变”闻名,有人说,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个政治流派,几乎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理论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
  有人对梁启超的“善变”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他随机应变、制造轰动效应。在海外组织保皇活动时,梁启超就曾因为他的“两面派”同时得罪改良派和革命派。
  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每个选择都很真诚。他们觉得,正是因为梁启超学贯中西,他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接近中西文化的本质。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剧变中,在不同的政治、思想流派中,梁启超都能深刻地看到各自的合理性。在不同的时期,他对每一种合理性都寄予希望。而梁启超能言善辩,不管他支持哪种主张,都能通过一支笔搅动起一股思潮。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对于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口水沫,梁启超写下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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