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壶济世的父亲走了
2015年07月0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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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雪梅
去年7月1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依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没有让单位组织同事送别,也没有通知千里之外老家的亲友。我一边静静地寄托哀思,一边想父亲卧床十余年,历尽病痛折磨,最后仍不忘记替后来人考虑,大概是早已把世事参透看开了吧。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父亲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担任过十年急诊科主任,一直工作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自然也看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所以,当我有一次和他聊起陶潜的这首诗,他深为赞同,连说了几遍“写得好”。
父亲对生死持有的极其理性的思考与态度,与他的出身有一定关系。他是威海乳山秦家庄的第一个大学生。对于那个偏远渔村的孩子们来说,出海的叔叔伯伯或者哪个同学的父亲没有回来,是不时发生的令人伤心又无法避免的事,所以会有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达观。
作为渔民的后代,父亲不向命运屈服的性格早就形成,且终生未变。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备受父母及兄姊宠爱,他也从未让家族失望,顺利地考上了淄博医专。入学后,他了解到仍有机会考大学,就又苦读一番,迈进了山东医科大学的校门,成为那一届最年长的学生之一。彼时,他已娶妻生子。
1968年,父亲在时代的号角声中,成为支援三线建设的热血青年中的一员。那时他毕业没多久,刚刚在烟台山医院安顿下来,就携妇将雏奔赴沂蒙山区,筹建为兵工厂服务的战备医院。去年,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沂源县故地重游,当地的村民依然清晰地记得“秦大夫”,还提起了父亲给一个急诊患者献血的往事。
1979年,父亲奉调回到济南,回到了熟悉的母校和附属医院。没过几天,他就发现自己在大山深处呆的十几年里,业务已经大大落伍。他以从头再来的豪情和毅力,刻苦钻研起业务来。我在整理他的日记本时,每张扉页上都写着带有那个时代印记的励志警语。伴随着连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他的职称也由住院医师较快地晋升为主任医师。在那段全家挤在一间平房的蜗居时光里,每天晚上他都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夏天就在脚下放一盆凉水,彻夜苦读,也让我对自己的学习不敢懈怠。命运对父亲努力的回报是,他被选为山东急诊医学会的主任委员,还担任过全国医学院校通用教材《内科学》的编委。
1999年,父亲再次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加了中国援助坦桑尼亚的医疗队。在遥远的非洲,他严谨踏实地为当地人民的健康服务,受到了总统的接见。他的英语基础并不好,但利用业余时间,靠着字典和向西方同行请教,编译了一本《艾滋病防治手册》。我问过他,为什么选这么个题目?他说,虽然当时艾滋病在中国还很罕见,但在非洲和西方已经普遍,国界在人类面对的疾病面前极其脆弱,我如果不抓住当时有利的研究条件,就太可惜了。后来艾滋病在中国的出现及蔓延证明了他研究的超前性。
父亲姓秦,讳桂玺,作为一个渔民的儿子,他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医生,有著作传世,更把救死扶伤的足迹印在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父亲,他身教言传,三个孩子都成人成家,从事着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也许他最遗憾的是作为丈夫的角色,由于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年在外奔波,母亲承担了照顾家庭教育孩子的重担,积劳成疾,虽经多方诊治,还是在65岁时过早离世,未能享受到生活改善后的好日子,这成为父亲最不能释怀的一件恨事。如今,父亲母亲合葬在济南南郊玉函山的苍松翠柏中,他们一生奔波劳顿、聚少离多,现在终于守在了一起。愿他们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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