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忠岳:在阅读中独立思考
2015年07月1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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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袁忠岳先生曾任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协理事、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主席。如今已经退休的他,依然笔耕不辍,经常在《诗刊》《中华诗词》等杂志发表文章。近日,他接受齐鲁晚报专访,畅谈其个人的阅读经历。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王风伟
“小小图书馆”里萌生阅读梦
齐鲁晚报:您是如何与阅读结缘的?
袁忠岳:我出生在上海,后来和母亲迁回定海老家居住。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少年时代的阅读都是由个人的兴趣指引的,所以手头能得到什么,我就读什么。那时读书的类型可以用“杂乱”二字形容。
在上海和定海,因为大环境的不同,两个地方流行的文学特点也不一样。在上海时,我喜欢侦探小说,经常偷偷攒下零用钱买《大侦探》之类的杂志。父亲那里有一些当时热门的言情小说,我也看过一点。随母亲回到定海后,定海是个乡下的小地方,在那里我读到了《岳飞传》、《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市井小说。这能看出环境对阅读的影响。
齐鲁晚报:在少年经历中,您曾经提到在“小小图书馆”帮过忙,这对您有什么影响?
袁忠岳:1950年,在我外祖父家的西厢房中,一些上海进步人士的组建了一座“小小图书馆”,郭沫若还曾为“小小图书馆”题词。当时定海的局势不稳定,我辍学在家,自然就成了图书馆的“义务管理员”。我管理书籍借阅,自己也在那里读书。
“小小图书馆”内的书籍主要有两种,一部分是解放区文学,像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一部分则是经典名著,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都有。这个小图书馆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短短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经历,其实是我人生阅读的一个节点,我对阅读从消遣转为对文学的爱好。可以说,在“小小图书馆”帮忙的经历是我系统阅读的开始。
齐鲁晚报:您当时最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袁忠岳:我最喜欢巴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这两位作家都比较擅长抒情,他们的作品文笔优美,有打动人的力量。
独立思考是写作的源泉
齐鲁晚报:您上大学时,校园里的读书氛围怎样?您大学期间喜欢读什么书?
袁忠岳: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正值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昂扬进取、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的气氛中。很多人告诉我们高中生:你们是国家的宝贝。国家提出这样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那时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都喜欢苏俄文学。
大学时候读过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给我印象较深,书中的主人公叫娜斯嘉,当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就曾提到过这部苏联作品。娜斯嘉那种不畏权威、敢于和沉闷僵化的体制作斗争的精神,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大学时代读过的苏俄文学作品中青年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和热爱,让我感同身受,也从那时起,我形成了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
齐鲁晚报:这种思维方式对您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袁忠岳:我很喜欢“辩论”,如果在学术研究上有不同的观点,我都愿意与大家讨论、商榷,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辩论”也最能激发我的写作热情。我认为,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才。如果学生有自己的观点,我都主张他们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甚至是辩论,这样才能碰撞产生更多的东西。
要带着疑问去阅读
齐鲁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对诗歌产生兴趣的?
袁忠岳:在大学时,我读过很多苏联诗歌和中国的现代诗,臧克家、艾青都是我比较喜欢的诗人。后来我在莒南一中教高中语文时才真正开始对诗歌和诗歌理论感兴趣,也有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赏析。当时我不但读诗,还写了不少诗歌,也得到了肯定。
确定了自己的兴趣和方向以后,我读了很多关于诗歌理论的书,这些书都是需要细读的。我之前说过,我喜欢“辩论”,但“辩论”最需要理论基础支撑,如果你不懂得理论,怎么与不同的观点进行辩论?所以在我看来,读书是获取理论基础的途径。
齐鲁晚报:在阅读方面,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袁忠岳: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辨别力和判断力,在读书的时候,既要求真,也要有所怀疑,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不带偏见地选择书籍阅读。要从主观上排除偏见,同时带着疑问阅读,才能筛选出自己喜欢阅读的东西。
写诗的人多,读诗的人太少
齐鲁晚报:迄今为止,哪本书给您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袁忠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一共有三部曲。第二部卷首的题词我现在还记得:“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当年第一次读到这部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经过“摘帽右派”的岁月和“文革”,这部书的有些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这几句话却一直印象深刻。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在苦难的岁月中面对苦难。在“文革”期间,很多人经不住摧残,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精神遭受创伤。人生的经历越多,我对这本书的体会就越深刻。
齐鲁晚报:您现在主要读什么类型的书?
袁忠岳:我现在比较喜欢读那些讲述历史真相、揭开历史面纱的书。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地正视历史。一个真正的大国应该对历史负责,一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决定国家的发展程度。所以我会去读那些真实讲述历史的书,只要有人还在进行整理、写作,把那些故事写出来,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齐鲁晚报:随着网络的发展,写诗的门槛似乎越来越低了,对此您怎么看?
袁忠岳: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发表诗歌更加自由,写诗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我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却太少,有些从事诗歌评论的人也是因为职业需要才读诗。有些诗或许很不错,但没有人去读。诗歌重在发现,若不去读诗,就永远难以发现。当前诗歌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形成筛选机制,让好诗能被更多人读到。
前段时间,有位网络诗人叫余秀华,她在博客中写诗,还出过书。其实她的诗歌还是不错的,但有诗歌评论界人士把她称为“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我觉得这就有些过誉了。虽然余秀华的诗具有一定现代诗的风格,也确实得到了诗歌界的认可,但她生活的范围毕竟还是有限的。尽管电脑与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她的视野范围,但总体来说,她的诗歌还是缺乏系统的修养与指导,在艺术性上差了一些。
就像前段时间去世的汪国真,诗歌界有人反省:他是个好人,但他的诗一直没有得到诗歌界太大的认可,是不是其诗歌的价值被低估了?其实,汪国真的诗确实很受青少年欢迎,但是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在深刻性方面,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足。但他的诗有一定的受众,比如年轻人就很喜欢这种“心灵鸡汤”似的鼓舞。其实,只要有人喜欢,诗歌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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