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前,乡村啥模样
2015年07月1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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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到将近一百年前,“五四”时期,对于救亡图存的主题,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分歧。他们一部分主张革命,一部分坚持改良。在这些坚持改良的知识分子里,既有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希望立足城市,通过学术与教育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有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有感于农村的凋敝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他们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乡村建设运动最辉煌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在这十年里,先后有600个团体或机构在1000多个实验点建立了乡村改造实验区。
本报记者 张亚楠 陈玮
海归精英下了乡
乡村建设运动的繁盛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年里,是有其原因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同时也是城乡差距拉大的十年。工业的累积来自农业,城市的发展以乡村为代价——这是迄今为止也没有改变的规律。
那个时候,农民靠天吃饭,一旦碰上灾年,农民很容易陷入绝境。而米、面、布等国外初级农产品的倾销,让农民有收成没收入,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岁也赚不了钱。乡村凋敝触动了很多有识之士,他们各自选择教育、实业、社会管理组织建设等方式振兴乡村。
1926年,晏阳初开始着手在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在此之前,晏阳初曾经在上海、烟台和通县等地做过一些实验,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步履艰难的晏阳初在北京遇到了同样在故乡实验改革中遇挫的定县乡绅米迪刚,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转移到河北定县。1929年,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全部迁移到定县。
定县距北京两百多公里,当年乘火车要六个多小时。但在晏阳初眼里,这六个多小时“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为热衷于乡村建设的晏阳初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有着长期国外生活的背景,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跟随他而来的农业、社会学、医学等方面专家也都是海归知识精英。
平民教育总会的生计教育主任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负责做社会调查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景汉；负责乡村工艺部的是美国艾奥瓦大学博士刘拓；从法国留学归来,在新闻界以“副刊大王”著称的孙伏园,是平民教育总会创办的《农民报》主编；哈佛大学博士熊佛西,来到定县编制了大量农村戏剧；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瞿士英任文学部干事,是平民教育总会中工作最长久的成员。这些洋博士原本都有体面的职位和丰厚的收入,但他们很多人都拖家带口来到了农村。
晏阳初的“四大教育”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扫盲教育入手,首先在村中开办了平民识字班。随后全面推行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这四大教育针对的是晏阳初眼中的中国人“四大病”:愚、穷、弱、私。
文艺教育方面,晏阳初致力于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农村戏剧。他们编辑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和《农民报》,推广学习简易认字教材《千字课》。通过建立广播站、成立农民剧团等,加强科学知识的传授。
生计教育方面,他们设立了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培养“表证农家”,起到示范带头作用。晏阳初看到农民要忍受高利贷的盘剥,春播需要资金时,农民要去借高利贷,秋收之后,为还债又不得不低价出售谷物。于是,平民教育总会帮助农民组织起农民经营信用社,洽商银行以低息给农民贷款。收获季节时,则组织起运销合作社,直接将粮食运往碾米厂。
卫生教育方面,晏阳初致力于保健制度的建立,设立村、区、县三级保健制度。晏阳初亲自担任村保健员,为农民治疗沙眼和皮肤病,布种牛痘及猩红热预防针。他们还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引导旧式产婆洗手、剪指甲,改善卫生。
公民教育方面,晏阳初设计了一套从村到乡到县的公民自治和权力制衡体系。但制度上的改革明显比帮农民识字难得多。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关注,他们专门派官员去定县考察,晏阳初也被邀请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演讲,介绍定县经验,蒋介石亲临听讲,并对定县做法予以高度肯定。但晏阳初也感受到了真正改变农民命运的艰难,1937年他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说:“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而这项工作牵涉到社会制度的变迁,显然并非一个社会团体力所能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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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文化,重建礼仪
除去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1000多个实验点里还有山东邹平梁漱溟的实验。梁漱溟认为,愚、穷、弱、私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文化革新,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实现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则,没法子相安。”他说。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设乡村建设研究院,兴办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试图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目的是化社会为学校,引导众人一齐向上学好,讲求进步。”乡学相当于普通的区公所,村学相当于普通的乡公所。村学承担着土地登记、户籍调查、推广科学技术、革除弊风陋俗的责任。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关键之一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尽快让农民富裕。于是,他带领研究院同仁进行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1931年,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购买了三头纯种美国波支公猪,和当地母猪交配后,培育出了新品种。这种猪的重量比本地猪多50斤。不过,改良猪等牲畜的推广并不顺利,工作人员下乡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但大多数农户拒绝接受。
但是,从美国引进的优质“脱丽斯”棉花,很快被广大农户接受。1932年,邹平第一家美棉运销合作社成立了。所有农民都可以加入合作社,可以从合作社贷款或者借贷“脱丽斯”棉种,生产出来的棉花由合作社统一收购,集中轧花、打包,共同销售。
把农村变成城市
除去晏阳初的建立村治体系和梁漱溟的文化革新,在600多家乡村改造实验团体中还有众多不同的思路。比如,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晓庄推行“教育乡建”,他让孩子们回家给父母“上课”,希望这些孩子向乡村社会输送变化。外来传教士柏格理及继任者在石门坎尝试“宗教与科教乡建”。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推行“实业乡建”,试图以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农村。
卢作孚最初也是秉持“教育救国”理想,为此他担任沪州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和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大力提倡新教育,积极开展民众教育、通俗教育。然而,他这两次教育救国尝试都因“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而被迫中止。从此,卢作孚抛弃教育救国理念,选择实业救国。他白手起家创建民生公司,十几年成为航运业巨头。1929年,他担任峡防局局长,开始建设北碚。
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从刷清盗匪开始。建学校、修公园、办工厂、开煤矿、造铁路,慢慢的,北碚有了图书馆、医院、防疫所甚至科学院、博物馆。卢作孚是个实干家,北碚的很多建设事业都很好地利用了当地军阀,让他们出面、出钱。在温泉公园的募捐启事上,当年川系军阀众多首脑的名字赫然在列。
卢作孚认为,创办实业和乡村建设的根本都是人的训练,要提高人的素质。为此,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的小册子。蒋介石读到这本小册子,写信给卢作孚,称许他:“思虑周洽,所行办法皆井井有条,至为佩慰。”短短几年,卢作孚将一个盗匪出没、混乱无序、落后贫困的乡村,变成了一个初具现代化基础的模范城镇。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民国时期众多乡建实验中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全国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国民党方面要他去台湾的多方劝说,千方百计将滞留在香港的20多艘民生公司轮船驶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不幸的是,1952年,卢作孚在家中自杀身亡。
关于城镇化和实业救国,还不得不提到吴景超。他主张大力发展城市,通过城市中工商业的发展,吸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成为市民,这样既繁荣了城市经济,又减轻了农村人口数量,使农民减轻负担。“让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吴景超的思路似乎与当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策略十分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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