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那些富和尚们
2015年08月0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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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
本周,80余位少林寺僧人如期抵达泰国,展示少林功夫,惟方丈释永信缺席。这位中国最有名僧侣如今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所有这些尘世纷扰的源头,都来自似乎最不应与修持沾边的阿堵之物。
没错,连人民日报旗下的评论渠道侠客岛都在强调,“释永信坐奔驰,打飞的,红光满面,带着巨大的访问团走遍世界永不停歇,去澳洲一掷千金置下产业,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拿着苹果手机,与各路大小官员一线二线三线明星谈笑风生。这个被清规戒律束缚着的人,上蹿下跳于红尘世界。况且,他还那么有钱。”
和尚与金钱之间总有纠缠不清的联系,白马东来佛兴震旦两千余年,如何让这个外来宗教在华夏大地开枝散叶,一直是上至朝廷下至僧侣平民都关心的问题。
唐朝之前,所有佛教机构和僧侣都由国家供养,相当于眼下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不仅衣食无忧,还时不时冒出像梁武帝这样让政府向寺院拨巨款赎身还俗的超级佛教粉丝。
到了宋朝,在崇商主义熏陶上,寺院僧侣主动转型改制,变身为效率卓越的商业运营机构。学者黄敏枝在《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中考证,宋代寺庙除了捐赠供奉这样的公益收入,更开发出“长生库”这一金融产品。
以寺庙为信用主体,僧侣主动向周边的居民、商户吸收存款、抵押物,再以此为本金发放贷款,赚取息差,盈利用于买田置地发展农业,完全是一条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的完整产业链。
北宋名臣王禹偁在《小畜集》中记录,单单福建一省的寺院岁入盈余,便是36万5千贯。而当时城镇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不过区区300贯左右,可见寺院之富庶。而这一生财之道延续至现代,更是发展成了台湾高僧星云法师所罗列的“庙产收租、经忏佛事、法会油香、素斋筵席、标会贷款”等十六大项商业经营收入。
所以,想想去年福建名刹昭明寺的方丈,因陷入当地民间借贷崩盘而锒铛入狱,把少林寺打理成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名刹”,释永信的商业头脑不仅算不上离经叛道,欺佛叛师,还绝对当得起西方媒体对他“少林CEO”的赞誉。
至于名利双收后的释永信“饱暖思淫欲”,说起来也无非是延续了佛教在中国传承千年的潜风暗流。且不说玄奘大弟子辩机因与高阳公主两情相悦成为千古情僧,宋代庄绰在笔记《鸡肋编》中甚至记载,广东的和尚富了后常常娶妻生子。到了清朝,有家室俨然成了富和尚标配。
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评价:“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东西,不忧吃,不忧穿,收拾了干净房室,精致被窝,眠在床里没事得做,所以千方百计弄出那奸淫事体来。”
如果说凌濛初是以凡俗之心度高僧之腹,那么,南宋济宗禅师宗杲的“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干脆就是承认了和尚也做不到禁绝七情六欲。所以,此刻身陷舆论漩涡中的释永信依然平静如常,仿佛权力、商业与个人欲望的纠缠糅杂,不过是灵山悟道路上的必经之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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