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杏林
每到高考季,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忆起我们1959年的高考。我们的高考和现在比,从社会和家庭的关注度上说,差别不小。
那年,我们育英中学高三两个班,约90名同学参加高考。直到毕业考试结束后,我们才分文理班备考,先由各科老师带领我们进行全面复习,留下最后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们自由支配,恶补各自的短板。当时,我们备考也是相当刻苦紧张的,分秒必争强记忆是法宝,废寝忘食开夜车是常态,不过,说实话,我们的心理压力却并不太大。虽然上大学是我们的梦想,但考不上大学,回乡劳动或就业工作,也觉得同样光荣,这是我们当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社会的普遍风气。所以,家长也并不把考大学看成唯一出路,虽支持和鼓励我们考,希望我们考上,但不给施压,不过分要求,不特殊照顾,就连报高考志愿,都是放手让老师指导我们填写。
记得那年,我们的考场就在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东边教学楼三层的阶梯教室。从看考场到考试,没有一个家长陪同,倒是学校的老师全程保驾护航。因考点远,从杆石桥外的育英中学到山师,大约有10华里土路,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凭双脚步行。学校怕我们迟到,就让我们家住本市的同学,考前都在住校生的大通铺上挤着睡,考试那天,全班集体早6点半出发,说说笑笑地去赶考。学校还特意借了山师附小的两间教室,让我们上午考完,暑热的中午有个落脚点休息。考试期间,每天中午,都是由学校食堂的师傅,蹬着三轮,给全体考生送免费的猪肉韭菜大蒸包,还带着一大桶绿豆汤。那时,学校每月的伙食费才4块4角钱,能连吃两顿这样的免费蒸包,就很高级很知足很感恩了。
记得当时,每考完一门出来,我们都会见到老师在考场外等候,心里感到特别亲切和踏实。考最后一门时,下了大雨,我们在考场里只顾答题,也没留意雨有多大,直到要出教学楼时,才看到黑云密布,大雨如注,楼门口都已灌满了水。我们被雨堵在楼里,无法出来,正不知所措时,只见班主任彭老师打着伞,蹚着水,站在楼门口向我们喊话:“千万别急着出来,等雨不下了再走!”彭老师就避在门檐下,一直守着我们,等着我们。雨刚停,我们就飞出来了,见老师已是落汤鸡模样,我们心疼得要落泪。我们全班凑齐后,簇拥着老师,蹚着满街的泥泞,带着满身的轻松,浩浩荡荡地回学校了。
等录取通知书,也是备受煎熬的。当年,家住外地的同学,通知书都发回家,而家住济南的,都发到学校。所以,到了发通知的日子,我天天往学校跑。一看有的同学接到通知了,心里就起急,就失望,就有点不敢上学校跑了。殊不知,不同的学校录取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早,有的晚。恰是我没去学校的第二天,同学特意来给我送信了,说我的通知书到了,老师叫我去拿。我几乎是全程跑着到了学校,一看,我被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喜出望外!因为自从我去山师高考,我就爱上了这所学校,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那时我就下决心,我若当了老师,就当我们育英中学的老师,特别是彭老师这样的好老师。一张高考录取通知书,让我如愿以偿,值得我一辈子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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