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蛀、火烬、脆化、酸化、粘连、絮化……古籍所患病症,每种都不好对付。近日,先后参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天禄琳琅》等珍本修复的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受邀来到大众讲坛,讲述了“古书郎中”在古籍修复中遇到的种种疑难杂症。
1980年冬,高中毕业的朱振彬因为国家图书馆的一项政策——馆员子弟可优先进馆就业,来到了国家图书馆,并被分配跟随古籍修复大家、年近八十的张士达学习古籍修复。
张士达,国家图书馆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被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誉为近现代古籍修复“一代国手”。朱振彬回忆,刚进国图时的修复车间就是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套间,大家都挤在那里。因为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许多著名的版本学家常找张师傅聊天。朱振彬也就有幸听得许多趣闻。比如,鲁迅先生毕生购置、收藏古籍近万册,还喜欢亲自修补、装帧古籍并制作书套。由于这个爱好,便与在琉璃厂的张士达相识,不但向他请教修书事宜,而且还请他为其修书。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这是明代周嘉胄《装潢志》所说的古籍修复师需要具备的本领,也是师傅张士达对朱振彬的要求。
古籍最初留给朱振彬的印象,绝不是华美精致和文化气韵,相反,虫蛀的小眼儿一页纸上就几百个。他还能区分南北方蠹虫的不同习性:北方蠹虫直上直下钻,一册书只要第一页有虫眼,后面也就都有,且所有的虫眼都在同一个位置。南方蠹虫喜欢“打隧道”,在书里面横着钻、斜着钻,虫眼在每一页的分布也就不太有规律。
拿修补书籍中最重要的纸张来说,常用的修复用纸有十几种。朱振彬修书特别讲究配纸——颜色、薄厚,甚至纸张纤维的纹理走向都要尽量与古籍一致。靠着一沓旧纸、一些自制糨糊,“内伤”严重的珍贵古籍,在修复师的案桌上获得重生。通过“书医”之手,斑驳的书页背负其身的文物、文献价值延续至今。
《永乐大典》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这些书当年经历了火灾和战争,大部分书口、书背断裂、散开,已经没法翻阅使用。经过近一年的修复,《永乐大典》再次与读者见面时,已经恢复了它的文献价值。从2013年开始,国图的古籍修复国手们迎来了级别最高的一次考验——《天禄琳琅》首次大修。
作为清代宫廷所藏宋元明清珍集的精华,《天禄琳琅》的藏书历经聚散转手、天灾兵变。据统计,存世的《天禄琳琅》珍籍约600余部,其中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存317部、中国国家图书馆270部、辽宁省图书馆35部。
2013年国图对馆藏《天禄琳琅》珍籍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很多的藏书打不开了,存在粘连、絮化、酸化、装帧解体的情况,破损十分严重。提起《天禄琳琅》所受的劫难,朱振彬了然于心:“嘉庆二年乾清宫一把大火,殃及昭仁殿,藏于此的《天禄琳琅》几乎化为乌有。光绪二十七年,五音殿因雷击失火又殃及藏书。后来这批藏书随着溥仪,辗转天津、沈阳,最后放在长春一个破败的仓库里头,任凭风吹雨淋、虫咬鼠啮。
《天禄琳琅》藏书中很多用的是开化纸及太史连纸。朱振彬刚开始学古籍修复的时候,师父张士达就特意介绍,说开化纸又叫桃花纸,像桃花一样美,还有的能看到黄色斑点,像开花似的。开化纸原产于浙江开化县,用桑皮和楮皮或三桠皮混合为原料。“开化纸及太史连纸被人们认为是一金一玉,为中国古代造纸技术的最高水平。遗憾的是两种纸的造纸工艺已经失传了近百年。幸好国图存有一些古纸,所以两种纸我们尽量给它用上。”
修复材料的危机,一直困扰着修复师们。选纸中如果没有合适的就只能用新纸,朱振彬对新纸的选用更加小心翼翼,力求选择与原书纸质薄厚相一致的手工纸,而且要对其进行酸碱度、拉力等测试,使用时不能对原书造成伤害。为了给新纸染色,甚至查了很多清宫档案,找到清宫购买染料的一份清单,其中包括藤黄,于是就用藤黄等植物染纸用于《天禄琳琅》藏书的修复。就连修复用的糨糊,都是自己亲手做,“买来的怕里头有添加剂、防腐剂,虽然辛苦一点,但是用得放心。”
令朱振彬印象深刻的,还有对明本北宋文同诗文集的修复。文同是苏东坡的表哥,画竹子特别好,成语胸有成竹说的就是他。这套诗文集一共八册,其中有一册破损得非常严重,跟书砖似的,粘连在一起根本打不开。朱振彬就把它放到笼屉蒸,蒸个十来秒,过一两分钟赶紧拿出来揭点,凉了以后再蒸。“记得这本书光揭就揭了小一个月,当时又赶上夏天。”朱振彬认为,难度确实大,也费时费力,但古籍原有面貌得到了保留。“我一直认为古籍修复,包含两个含义,一个是修补,一个是复原。就难易程度来说,修补占三分,复原占七分。”
修复过程中朱振彬发现,前人补书多采取连补带衬的修复方法,就是把糨糊涂抹在书页背面修补处,取一张与书页大小一致的纸粘上。但书页破损与粘连的部分会有摩擦,时间一长,还会把书页上的字也给带下来。用此种方法对古籍的修复,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的修复。所以朱振彬在修复《孟子》的一册时,因为通册糨糊堆积特别严重,就逐页揭开,揭下衬纸后尽量去除多余的厚重糨糊,书页补完后,再把揭下来的衬纸重新归位恢复平整。而在《翰墨全书》的修复中,有的部分已经霉烂、螺旋形断开,这时就面临本册珍籍的衬纸去留问题,为此朱振彬专门将书拿到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衬纸霉烂部分有霉菌大量存在,担心它跟地雷似的随时爆发,因此毫不犹豫地把它去除。
“我们在对古籍修复时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应该有利于古籍的长久保存,有利于古籍生命的延续,这也是我们采取一切修复措施的出发点。”作为古籍修复的国家队,朱振彬认为他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在这些修复师的努力下,一本本经典古籍呈现在世人面前。
有匠心,也要有匠人。国图有师带徒的传统,古籍修复很多技艺在书本上学不来,朱振彬就是在跟师父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学到了知识和本领。因此,国图在设立了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以后,又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大概25家省一级的传习所。老师傅退休了,就请他们到各地出主意,传习一下技术,用老师父的经验带领他们,来修复珍贵古籍。2006年,全国专业搞古籍修复的不到一百人,当时说做这个工作的就像大熊猫一样稀缺。通过十多年努力,现在专业队伍达到了一千人。说到这里,朱振彬倍感欣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徐静根据朱振彬大众讲坛讲座及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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