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
近日,作家、翻译家、学者杨牧病逝,享年80岁。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者、教育家,他的逝世让宝岛台湾又失去一位文化巨擘。
杨牧1940年出生于花莲,本名王靖献,十几岁开始写诗,《水之湄》《花季》《灯船》等多部诗集成为文学经典,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台湾最有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杨牧一生不局限于作家身份,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专攻古典文学研究,留美任教,又做评论、翻译、戏剧创作等工作。
杨牧是与余光中、洛夫等台湾重要诗人齐名的作家,但他在大陆的知名度较弱,这缘于其作品很晚才大规模在大陆广泛传播。2013年,杨牧受邀来大陆宣传以他本人为主角之一的纪录影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并参加文化论坛、高校讲座、访谈等,他与陈平原、杜维明等学者谈诗歌,谈传统文化,让不少普通读者认识了这位诗人。直到2014年,杨牧最重要的散文作品《奇来前书》《奇来后书》才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15年《杨牧诗选》出版,杨牧的书出现在各大新书推荐榜单中,引发阅读热。
花莲对杨牧意义重大,故乡被他用绵密、敏锐的文字写在了《奇来后书》第二章《诗人穿灯草绒的衣服》一文中。那是一个“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的地方,而杨牧说他成为诗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不可能在十几岁时就刻意追求成为一名诗人,却可以作诗,是因为自己受了山、水、云彩、海的感染,觉得需要接近大自然:“我仿佛看到子夜以后满天的星光,感觉到夜露的寒冷,听到子规的啼声。我仿佛看见莲花池里的绿萍,看到鲢鱼游水,看到青蛙和长嘴的彩色鸟。仿佛很多江南的马蹄和酒肆和宫墙和石板路召唤着我,仿佛看到宋代的午桥和拱门,红漆的拱门。在空屋子里穿过的时候,我仿佛感到有人在鼓励我必须从事创作”。
1972年之前,杨牧以“叶珊”为笔名,出版了《水之湄》《花季》《灯船》等诗集,形成了浪漫主义抒情风格,引领当时的诗歌风气。他在二十岁上下时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歌《行过一座桃花林》:“当我行过一座桃花林,晚霞寂寞地照着——照着一片破叶,我就在这树下躺卧,让你来寻我,因为我的孤独就是那颗星……”这首诗歌因被刘嘉玲用于纪念张国荣,广泛流传。
1959年进入东海大学历史系读书,杨牧是人人认识的“花莲来的才子”,他修了学者徐复观的古代思想史、老庄哲学等,很受后者的欣赏,同时还大量阅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济慈等人的作品。1964年,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和妻子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创办“国际写作计划”创作班,到台湾寻找年轻作家,在诗人的选择上,大家推荐安格尔去找“叶珊”,两人见面只聊了几句,安格尔就认定这是他要找的人,遂邀请“叶珊”到爱荷华大学。一同加入写作班的还有白先勇、余光中、叶维廉、陈若曦等。杨牧说,到了美国,面对如此广阔的陆地,自己的眼界、写诗的感触很快有了差异。
此后,杨牧又命中注定般地遇到学者陈世骧,应后者邀请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并跟随陈世骧重点研究《诗经》及先秦文学。杨牧留美任教,教美国学生《诗经》《离骚》,但没有离开现代诗,还翻译了《英诗选译》、《叶芝选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等作为上课的教材。
上世纪60年代正值美国国内反战运动最激烈的时期,这让杨牧的诗歌创作受到影响,引发了他对战争、文学、社会的思考。1972年他将自己的笔名从“叶珊”改为“杨牧”,其创作文风也从浪漫抒情、自由婉约转向对现实的关照,尝试以诗歌介入现实,以诗歌批评现实,有了《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等一系列诗歌。杨牧也开始在台湾媒体上写时评专栏针砭时弊。
杨牧与台湾诗坛保持着密切联系。1972年至1974年台湾发生现代诗论战,现代诗创作被批评过度模仿西方风格,杨牧深陷其中,虽然双方论战针芒相对、无比激烈,但这场大论战引发了台湾现代诗创作风格的转变。诗评家奚密就称,杨牧从此走出了新方向,在处理现代诗歌的本质时加入了中国传统,这种创作又通过他的诗歌和教学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杨牧的诗歌开始尊重传统,诗歌创作有了精神系统,有了哲学体系。在他后来的诗歌《长安》《郑玄寤梦》等可以看到诗歌的意境更加悠远。
杨牧的诗歌创作也在寻求汉语写作的各种可能。他追求诗歌的音乐性,写出《故事》:“假如潮水不断以记忆的速度/我以同样的心,假如潮水曾经/曾经在我们分离的日与夜/将故事完完整整讲过一遍了……”试图通过诗歌抓住钢琴、小提琴才能抓住的流动旋律。他也借助传统戏剧,做诗歌写作的实验,比如《林冲夜奔》:“看那和尚使禅杖,吃酒,结义/一把解腕尖刀不曾杀了/陆虞侯。这样一条好汉/燕颔虎须的好汉,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方”。
杨牧其实还是一位对人文教育做出贡献的人。1991年,他参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带去了真正的文学教育和氛围。1996年杨牧返回故乡花莲,任教于东华大学,协助成立人文社会科学院,担任首任院长,并引进驻校作家制度,开启东华浓厚的文学创作风气。在他任内,还成立了英美语文学系、中国语文学系、运动与休闲学系、经济系、历史系和创作研究所,一时人文荟萃,迎来东华的鼎盛时期。而到了70多岁,杨牧仍然在教授《诗经》和叶芝。
《奇来前书》《奇来后书》是散文作品,其实更像是杨牧的精神自传,在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到杨牧对诗歌、对写作的自我剖析。杨牧写道:“诗是舞蹈,给出一种最可靠的表达方式,一种或者多种甚至无穷变化的方式”,而他始终认为诗歌“除了提示自由,恐怕也是一种令人畏惧却不能割舍的偏方,可以治疗灵魂的创伤、沮丧,和肉体的风寒；诗可能就是那么单纯,也提供人性的温暖”。
杨牧曾说,书写这件事其实可以说是我们努力冲刺,从那鬼神的束缚解脱的动作,在一定的大结构里,文字是惟一的条件。直到去世前两年,杨牧一直保持了很强的创作欲望。他的诗作被译为英、德、法、日等文字,尤其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翻译和推崇,让他成为世界诗人,也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但正如他在一次次浪潮中片叶不染一样,这些喧嚣并不能扰动杨牧。他虽在世界的舞台,但眼里始终是太平洋的风和玉山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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