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作为中国高校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个“小而精”的存在。别看面积不大,但是每个展览都能带给人们惊喜。
2019年底,“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在该馆举行,家在新疆罗布泊的“小河公主”不远数千里,来到了北京。这个展览原计划2020年2月28日结束,因疫情防控需要,博物馆暂时闭馆,“小河公主”回家的行程一度延迟。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最为神秘的微笑:一个是幅画,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另一个是具女尸,正是“小河公主”的微笑。
“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这是“小河公主”留给其发现者、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的第一印象,被写进了他的代表作《新疆考古记》。
1934年5月,贝格曼率领一支考察队伍在“死亡之海”罗布泊进行考古调查。行进中,他们遇到了孔雀河的一条南向支流,这条河宽不过20米,他随口称之为“小河”。
远处的沙丘里,一片密密麻麻的枯木林,是当地古墓葬前的立柱。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神秘的古迹,“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葬里,住着那位会微笑的“公主”。
从此,“小河公主”之名不胫而走。小河墓地亦被世界考古学界认为是楼兰探险史、西域探险史上最神秘难解的古迹,也是世界上惟一的、未能被解释的墓葬形式。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考古学者进入小河地区,昙花一现的“小河公主”是否安好,成了一桩悬案。
1979年,新疆考古研究所王炳华等人,曾按图索骥寻找小河墓地,但没有成功。2000年12月,王炳华再次深入罗布泊,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贝格曼照片的拍摄地。果然,整个小河墓地犹如一只插满了筷子的馒头,安卧在沙漠深处。
虽然时间已过去66年,但小河墓地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沙丘上,层层叠叠、错乱散落的是难以尽数的弧形棺板,它们大小不一,厚薄不同。粗略统计,总数当在140具以上,白骨、干尸、尖顶毡帽、粗毛布、草编小篓散落在棺板之间。
200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小河墓地迎来了考古发掘。沙漠中缺乏生存条件,水、面、米、土豆、胡萝卜等所有给养,全靠沙漠车定期从外面携带。当地风大,为了躲避狂风,这里只有冬季11月到次年3月可以作业施工。
虽然吃尽了苦头,但是所有参与其中的考古工作者都无比兴奋。最终,他们在小河墓地清理墓葬33座,其中成人墓25座、儿童墓8座,干尸15具、木尸1具,祭祀遗存两组,文物近千件。
只可惜,当年贝格曼见过的“小河公主”,早已被人为扰动,不在墓葬之内,无从查验真身。考古工作者便把在发掘中发现的,与照片中打扮近似的另外一具女性干尸,命名为“小河公主”。
虽然不是原版,可这位新一届的“小河公主”,依旧算得上是全球干尸界的“颜值担当”。她身形娇小,仅有152厘米,但皮肤白皙、高鼻深目,毛发呈现亚麻色,长发及胸。经DNA检测,考古工作者判断,“小河公主”有可能是个欧亚混血美女。
小河墓地距离楼兰古城不算远,但是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时代。“小河公主”生活的时代大约相当于商代早期,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足有3500年历史。
从陪葬品来看,即便搁在现代人堆里,“小河公主”依然算是个时尚达人。她身披斗篷,头戴白色圆毡帽,佩戴项链,身围短裙式腰衣,腰衣上穗子及膝,足蹬皮靴。显然,那时的人已经很会保养,她全身敷满了一层浆状的乳酪,以便让皮肤更显柔嫩光滑。
“小河公主”躺在沙地上永远地睡去,木棺像倒扣在岸上的木船,将死者罩在其中,隔绝了生与死的时空。她表情安逸,脸上是凝固的微笑。这微笑是怎样形成的,科学无从解释。也可能一切只是个巧合,但是她的面容似乎有着神秘的魔力,总能吸引人多看一眼,让活人对干尸不那么畏惧。
由于文物的特殊性,“小河公主”的真身很少有机会离开家乡,到外地展出。这次“千山共色”特展,凝结了11家博物馆之力,展示了新疆地区出土的70件(组)珍贵文物,难怪她会亲自压阵。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心,古代丝绸之路在这里经过,民族的交流在这里深入,多元的文明在这里汇聚。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历史上空间跨度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线路,虽路程艰险,却承载着多元文化的激荡和交融,这也是“千山共色”的渊源与含义。
除了“小河公主”,“千山共色”特展还有很多重磅展品。营盘男子服饰是一件禁止出境的国宝,出自新疆营盘墓地15号墓。专家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当时西域城邦之一的墨山国的贵族。
古代的新疆似乎总是站在时尚的前沿。这位墨山国贵族,又是个衣着讲究、追求混搭之风的“潮男”。他头枕鸡鸣枕,是汉代中原的物品；身披红地对人兽树纹双面罽袍,图案有浓郁的波斯元素和古希腊元素；脚上的贴金毡靴,缝有贴着金箔的弓形绢片,是迄今所见贴金丝织物中时代最早的实物,明显受草原文化影响。尤其特别的装扮是,他头戴麻质面具,表面涂白,用硬物划出眼、唇线,墨线勾勒眉眼和胡须,戴上之后好似瞑目入睡。
在展览中,还有西晋的《三国志》写本残卷。1965年,这件文物出土于吐鲁番安乐古城南一处佛塔遗址的陶瓮中,存四十一行,五百七十余字。一同重见天日的,还有《魏书》残卷、佛经残卷、梵文贝叶经写本等。
《三国志》是陈寿的著作,二十四史之一。从成书到公元315年西晋灭亡,不过是短短20年,《三国志》却已传入新疆,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深。
这件文物的材质是本色加工麻纤维帘纹纸,质地考究,专家推测可能是传说中的“左伯纸”。左伯纸由东汉末年的左伯发明,左伯是蔡伦之后的又一位造纸高手。相传这种纸厚薄均匀,质地细密,色泽鲜明,备受当时书法家的推崇,属于纸中上品。只是左伯纸长期存在史籍记录中,今人无缘得见,若真能证实,也算又一桩意外之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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