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钦国 常辉
“黄河无岁不决,河患日深”
杨士骧(1860年—1909年),字莲府,祖籍安徽泗州,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任职山东巡抚期间清廉有为,颇有政声,为山东经济、文化、行政等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任期间治理黄河,做到了“山东无河患”,这在那个年代殊为难得。
黄河决口是古时历代历朝的心腹大患。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载,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于河南省下北厅兰阳汛铜瓦厢决口,正河断流,漫水西趋复折往东北,使黄河改道经山东大清河入海,成为近代黄河灾害史上重大事件。”这个重大事件表明,咸丰年间黄河入海口由江苏北向转到了山东境内,黄河下游的山东黄灾从此变得日益严重及频繁,这次改道的结果是“河水直注山东,菏泽、濮州以下,寿张、东阿以上,尽被淹没,波及之区更广。”此后,山东几乎每年都遭遇黄河之害,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据统计,从1855年黄河改道至1908年的半个世纪间,黄河下游平均三年两灾,后20年间几乎年年发大水。同治六年(1867年)“黄河盛涨……菏泽、临沂、郓城、濮州等86州县”受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山东利津、寿张、齐东境内黄河决口,运河、卫河亦漫溢。济南、齐东、寿张87州县”受灾。
《再续行水金鉴》一书记载了光绪十年(1884年)时任漕督吴元炳奉旨勘察山东黄河时看到的情景,“凡两岸遥堤内外,清黄汛滥数百里,小民荡析离居,啼饥号寒,无所棲止,昏垫之惨不堪触目。”人们熟知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书的《老残游记》开篇说的也是黄河水患之事。
那时,黄河每次泛滥山东,平均都有七八十个州县受灾,面积广,人员多,水灾导致灾民流徙,社会动荡,政府每每投入巨资治理、救灾,从光绪十五年(1889)起额定年防汛经费六十万两,但真实数字要远高于此——水灾年份要额外拨银八十万两,也就是每年达到一百四十万两。虽然投入巨资,但防灾、救灾效果并不好,水灾倒越来越频,治黄成为了历任山东巡抚必须面对,但又束手无策的一大难题。
李秉蘅曾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三年(1897年)担任山东巡抚,他曾颇为无奈地表示,“迨光绪八年桃园决口以后,遂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河患日深,民生日蹙。引亦智勇困之秋也。”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但这种情况在杨士骧担任山东巡抚后有了根本性改变。
“河道疏浚既成,山东无河患”
杨士骧自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5年1月)署理山东巡抚,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实授,至光绪三十三年七月(1907年9月)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际任山东巡抚时间为两年又八个月。
杨士骧升任山东巡抚后,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河贯东省千余里,淤高而堤薄,岁漫决为巨害。”(《清史稿》)在杨士骧看来,“河患不平,倾帑不足,更费无以及他事”,认为只有治理好黄河才有钱财、有精力处理其他大事,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他上任后“首倡兴修水利”,将治黄放在了重要位置。
杨士骧亲自调研后发现,“河灾所由衍溢者,以不肖官吏因缘以为奸利也。”针对此,他“乃定章程:岁安澜,官奏叙,弁兵支款如例；河决,官严参,不得留工效力,弁兵依律论斩。”(《清史稿》)他从激发官吏河工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入手,将治黄救灾效果与官员升迁、河工待遇联系起来,如果“河工员吏利兴修”就“迁擢”,河决则严重处罚。
更为难得的是,杨士骧亲自“身巡河堤,厉赏罚”,亲临治黄一线起到表率作用,河官弁兵便不敢有所懈怠。通过身临其境,掌握了真实情况并起到了监督作用,短时间即取得了“河道疏浚既成,数年内山东水患大减”与“自是数年,山东无河患”的成效。
根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的统计,杨士骧任山东巡抚的前五年黄河山东段每年均泛滥成灾,自他到任的1905年至离任后的1908年连续四年黄河均没有发生灾难,这说明杨士骧的治黄策略确实起了作用,百姓亦从中获利,基本能够安居乐业。这是其诸多前任所未曾做到的。
对此,当时知名学者罗振玉与杨士骧有过如下一段对话,罗问杨:“(山)东省有大政二,一黄河,一外交,皆难措手,公何以处之?”杨答:“黄河溃决,由天者半,由人者亦半。予严责当事,厚赏罚,幸得无事。”(《雪堂自述》)这足以看出杨士骧对治黄策略及对治黄结果的自信。正如他讲的那样,黄灾频发固有自然原因,但也与官吏百姓疏于管理、懈怠对待有很大关系。
杨士骧对治河是有心得的,他代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光绪三十四年清廷商议修永定河,杨士骧曾上疏:“全河受病,一由下口高仰,宣泄不畅；一由减坝失修,分消无路。”认为“卢沟桥以下旧有减坝,年久淤闭,宜折修,并挑减河。”这种判断已具备了相当的专业水准,只是后来因故没有实施而已。
杨士骧身居高位但能够体恤民疾,与其宽阔视野与开明思想有很大关系,他是有真才实学的,并不像一些人认为是因为攀附了李鸿章与袁世凯才升到高位的。杨士骧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杨殿邦系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仓场总督、漕运总督。杨士骧兄弟八人(三人早世),包括他在内五兄弟有四人中进士、点翰林,当时官场流行的“五子登科”说的就是杨家。老大杨士燮育有八子,分别留学美、英、日等国,长子杨毓璋从日本学成回国后成为金融家,曾任沈阳电话局和电报局的督办、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的儿子杨宪益先生是我国知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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