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
说到履行诺言,悲壮的故事见于《庄子》:“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再看现代,上世纪50年代起,台湾活跃着一群卓有成就的诗人,吴望尧和黄用都是中坚分子。有人在网上发文,揭出一桩饶有趣味的陈年逸事。1960年,年轻的吴望尧与黄用都打算出国闯荡。有一天,两人在余光中家谈好,在一张纸钞上签下承诺:10年后的1970年5月12日中午12点,在巴黎埃菲尔铁塔最顶层见面。
到了1970年3月,在越南办化工企业生产肥皂的吴望尧开始办出国手续。他太太问原由,他说起与黄用的约定。太太骂他是傻瓜,他则回答说:说话要算数。于是,他从西贡起飞,经香港、台北、东京、夏威夷等地飞抵巴黎,准时赶到巴黎埃菲尔铁塔顶端,等候黄用,并拍照为证。
设想如果两位已到中年的诗人果真同一天午前抵达巴黎的战神广场,要么爬1711级楼梯,要么付钱坐电梯,登上埃菲尔铁塔顶层,将是怎样的狂欢!是紧紧拥抱,轮流搂着腰转圈?还是矜持地握手,得意地说:“哈哈,咱们说得到做得到!”然后,俯瞰巴黎全景,摄取塞纳河的波光。诗人岂能无诗?若“斗”个天昏地暗则更妙。当年常常刊登他们诗作的诗刊必为“神奇之约”开专辑,新诗史留下佳话自不待言。
可惜,黄用先生没有履约。且以常理将旧事推演一次,吴望尧是务实的企业董事长,倘若手握一张10年前的订单,列明现在发货,他事先会不和对方联系,予以确认吗?上世纪60年代已有电话、电报,更不必说书信。然而他什么也不做,径自前往,可能吗?
想起被人炒了无数遍的典故“雪夜访戴”。王子猷在大雪夜失眠,起而喝酒、看雪,咏左思的《招隐诗》,不过瘾,便乘小船去访戴安道。天亮时抵达戴府前,偏不进去,立刻往回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就是王子猷的理由——要的仅是“访”而已。
依此类推,诗人吴望尧所干的只是“履行”,而不是“见”。若黄用前来,固然好极；不来也无所谓,他好歹完成了自己的诺言。行前不张扬,大概也有制造惊喜的用意。反过来,彼此约好,按部就班而去,先一起入住旅馆,再联袂登塔,甚而带上电台的节目制作组,按脚本做一遍,热闹是热闹,但失诸俗气。
凑巧得很,这一逸事在网上辗转传开以后,已到晚年的本尊黄用先生也看到了。他写了这一帖子:“本来不想拆穿这美丽的传说,但真相有些不同。与望尧确有此约,但在去巴黎之前,他和叶珊(杨牧)到圣路易看我,知道我即将去华府的国家卫生研究所工作,不能抽身赴埃菲尔塔之约了。所以他是‘明知’我去不成(那时候我很穷,一家五口,也去不起),还是在塔下拍照证明黄用违约。那时他颇有‘土豪’气,身怀万元美金现款,我和叶珊都为他担心。”
这么说来,从头至尾是两位诗友之间好意的玩笑,不能厚责黄用“背信”。我笑了一通,然后想,“履行”本身确胜于见面,一如耕耘和收获、奋斗和获奖、爱人与被爱,这一类关系中,前者操诸在我,后者则赖于外物。而况,若王子猷径直敲开戴安道的家门,一起喝酒、吟诗,诚然醺然陶然,但还有资格载入《世说新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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