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现场教学识别路土
二里头遗址公园唱戏的村民
口述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生 张飞
采访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洛河岸旁的“不夜村”
我第一次走近二里头,是2019年二里头遗址发掘六十周年的时候,那时二里头遗址公园和二里头博物馆已经建成,当我走在复原的“井字形”大道上,触摸到复原的宫殿与城墙,那种震撼无以言表。
如雷贯耳的二里头遗址呈现在眼前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二里头遗址周边地理环境的真切感受,洛阳盆地内广袤无边的平原,土壤是那么肥沃,尤其是当复原的伊洛河故道呈现眼前,让人不禁联想到这里的先民逐良水而居,物产丰富的生活图景。
二里头遗址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期,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它最重要的地位在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龙山时代,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中心,是属于走向国家的准备阶段。从二里头时代开始,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中传统的核心区开始衰落,中国的这些史前化的格局开始彻底改变了,洛阳盆地是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唯一剩下来的一个。用许宏老师的话说就是“只有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地处中原腹地的洛阳-郑州地区才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中原中心才最终形成。”
这里有很多重要的考古突破,发现了一系列的“中国之最”,包括中国最早的城市的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封闭式手工业作坊,其中包括最早的铜器作坊、绿松石作坊等,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宫室制度、礼乐制度、城市规划制度等,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以及现在中华文明的特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沧海桑田,昔日的都城已成洛河岸旁的几座小村庄。再到二里头,在这里工作生活三四个月,让我对这里的风土人情有了更细致的感悟。
“不夜村”是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去年5月23日晚上11点,我到达二里头考古工作站,那时还没有吃晚饭,王宏章老师便带我去村里吃夜宵。晚上11点村里还有饭店开门?这让我很疑惑。王老师告诉我,直到凌晨1点村里还有饭店营业。我们去了街上的一家小餐馆,店虽小,但烧烤、米线、炒面、馄饨、饺子等食物种类很齐全。在我的家乡,晚上8点左右村里的街上便已一片漆黑,当时我心中便一直感叹,二里头果然不一般。
村子的繁华是肉眼可见的。村里的街上美容店、理发店、美甲店就有七八家,早餐店、大排档、饭店十几家,除此之外还有文具店、五金店、电车店、手机店、教育辅导机构、水果店、糕点店、卤味店等等,一应俱全。每月逢4还有“大型”集会,街上摩肩接踵,各种稀奇玩意儿让人想都想不到。我在会上见过现做辣椒油的,看过用脚踩鼓风气囊锻炼戒指与手镯的,还体验过路边5元一次的剃头摊。让我惊讶的是,为什么一个各项生活如此便利的地方还要坚持赶会?
工地阿姨们给的解释是,这是老传统,家家户户都可以把自己家多余的东西以及擅长的手艺拿出来贴补生计,也是借此来给平淡如水的生活添加些许乐趣。后来我还了解到,在二里头方圆十公里以内还有多个集会。算下来,在二里头周边十公里的范围内基本每天都有会,各村村民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均可赶会,这正合韩茂莉老师《十里八村》一书中对山西农村赶集现象的观察。韩老师认为,乡村赶集活动形成了一地村民最基本的、也是主要的社交圈,而范围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十里八村”,在工业化之前这一市场为依托的社交圈是一地文化生态、个人关系网络的基础。二里头及其周边村庄的赶会现象与韩老师所述山西农村的赶集现象大同小异,值得细思。我记得孙波老师说过他也曾受过《十里八村》的启发,并认为这对他关于龙山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村里人的文化自信
二里头人的文化自信同样令人难忘。
一日傍晚,我在遗址公园锻炼,遇到了几位老大爷,其中一位是二里头遗址第一件铜爵的发现者郭振亚,一位则是当年赵芝荃先生的拖拉机手。郭振亚深情回忆了他与赵芝荃、郑光、许宏三任队长相处的点滴。郭老至今仍能背下赵芝荃先生写给他的信件,信中说这里是他不能忘却的地方,他的事业和朋友都在这里。郭老仍记得第一次去郑光先生家吃了多少道菜,记得许宏老师第一次来到他家中求书时的情形。当年许宏老师刚来队里时,手头缺少《二里头陶器集粹》这本书,他听说郭振亚先生有这本书,便登门借书,郭振亚先生便直接把书相赠。而正因为他送了一本书,之后收获了一沓书,后来许宏老师出的每一本书都会送给他。而那位赵芝荃先生的拖拉机手也对赵先生的京腔记忆清晰,记得每一次开拖拉机帮赵先生去洛阳工作站拉工具时路上遭遇的坎坷,也记得赵先生在二里头生活时的拮据。
老人们说的许多事情中有两件令我感触最深。第一件事是2018年冬天,二里头村东南的圪当头村村委邀请许宏老师给全体村民开讲座,讲座内容就是最早的中国,也就是村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据说当晚几百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门外都站满了人。第二件事是2019年清明,圪当头村村民携村里孩童,带着赵芝荃先生的两本著作,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赵先生的塑像前鞠躬致念。
我问几位大爷为何村民们要做这些事,几位大爷说,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珍视文化,尊重文化人,愿意跟知识分子相处。原因之二则是想让村民们了解他们脚下的土地此前是如何令人惊叹,时至今日,作为此地之民应存自豪感,努力重塑往日的辉煌。至于原因之三,是他们感恩那些把青春与血汗献给这片土地的考古人,感谢他们为这片陌生的土地重建记忆。
我当时第一感觉是,他们果真是第一王朝的村民,如此尊重文化,如此重待情义,怪不得赵海涛老师常说全中国也找不出这么好的老乡。在这里能明显感受到当地人的文化自信。在村中,随处可以看到“最早的中国”“夏都”之类的标语,街上有“夏都饭店”“大都无成餐厅”“夏商周酒坊”等。二里头遗址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村民的文化意识,进而带来精神自信,因而对于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更有底气。
最难忘怀的情义
每一个考古工地都有一段实习学生与民工阿姨、大爷们的深情厚谊,二里头自然也不例外。二里头工地的阿姨和大爷们似乎每天都很开心,最爱与学生们聊天,家长里短无所不谈,而抖音、快手、西瓜上看到的有趣视频是他们最大的谈资。他们最喜欢给工地的学生们带吃食,比如玉米、水果、发糕、牛肉干、面包、冰糕等等。阿姨们对我们很是关心,为了让我们上工少走些路,会把自己家的电动车让给我们骑,还曾为工地学生缝补开了线的衣服。与他们一起相处的日子,我们开心,他们也快乐,而没有什么比这情义更重要了。
说到情义,有一件事让我一直难以忘却。2020年7月14日晚上考古所陈星灿老师来到工地参观,晚上我有幸与陈老师共进晚餐。我本科时学政治学,当时看的第一部讲考古学家的纪录片陈老师就是主讲人之一,读的第一本正儿八经的考古学书《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后面又读了他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等书以及许多文章。我很崇拜陈老师的学问,见到他我自然很激动。更重要的是,陈老师曾受教于张光直先生,与张光直先生的感情极深,他编著的《传薪有斯人》《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都是怀念张先生的,而张先生亦是我的学术偶像。
我和他聊到张先生,陈老师说:“张先生是我见过最有人情味的考古学家,没有之一。他对学生是真的很好,是那种只做不说的,默默奉献的。”陈老师说此话时,我注意到他的眼中充满深情,看来他应是极为怀念张先生。从陈老师的回忆与谈话中,我知道他对张先生的感情很深,他和张先生都是很重很重情义的人,是有人情味的考古学家,我内心很受感动。
考古的功夫实不易
考古田野实习在人们的想象中是神秘莫测的,而对于我和同学们来说是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是用时间磨练出的功夫。
毫不夸张地说,二里头是我做过最慢的工地,两位师妹来到工地二十来天一直泡在一个大灰坑里没挪过地方,每个细节都拍照,每天取土样,几乎所有的土都取。这是领队赵海涛老师的要求,赵老师为的是不放过任何有用的信息,但这确实对两位师妹是一种折磨,毕竟新鲜感是大家都期盼的。赵老师每天都来工地,有时一来便呆很长时间,他关心工地的一切事情,把工地安排好才回队,包括土怎么堆,筛土的筛子怎么摆,事无巨细。
夏天的时候,我和同学们早上七点上工,下午六点下工。刮面、清理遗迹、画遗迹线、采集遗物、遗存拍照、测绘画图、记录信息是我们白天在工地不断重复的工作,晚上回去还要整理发掘日记,实习生活充实而忙碌。二里头的遗迹非常复杂,辨认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夯土和路土。同学们每天在工地上刮了又刮,依然对独立判断夯土、路土信心不足。在二里头存在用生土略加夯打作为墙体的情况,也有路土中夹杂较多灰土的情况,更有甚者,路土底部的垫土大半都是灰土,这常让同学们一个头五个大。不过,工地的王宏章老师、郭淑嫩老师都是身怀绝技,每每不明,两位老师都能在谈笑间化解一切疑难。
稻米的消失
在之前的硕士阶段,我的研究方向是植物考古。在二里头的日子里,我对当地的作物也十分关注。二里头遗址两组浮选样品中发现水稻数量异常惊人,而我发现如今这里的人们基本是不种水稻的。在工作站,他们的主食以面食为主,最常吃的是捞面,其次是馒头、蒸面,再往后就是油馍、菜馍、油饼、水煎包、水饺。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当数蒸面,也叫卤面,是用各种佐料做成卤汁与面条、配菜蒸拌而成,配上紫菜蛋汤,味道好极了。实习工地上每周大概只能吃上一餐米饭,同学们也常到周边农田逛逛,所见基本都是小麦、玉米,无一片稻田。
知今可以论古,我与当地村民们交流后发现,这并不代表这里以前不种水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圪当头村、四角楼、二里头等周边几个村均种植水稻,且多为水田种植,少有旱稻。后来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年轻人多外出务工、经济效益等原因,农民们失去了种植的驱动力,稻花香便不再飘扬在古都的大地上了。
浮选报告中推测水稻数量大可能是由于贡赋之类的社会因素导致的,即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的都城地位决定的。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但进一步考虑本地种植水稻的可能性以及种植量的大小也是值得关注的。观察现今二里头农作物的种类、种植环境等,对二里头文化时期农业考古研究有一定启发,包括水稻来源问题、水稻种植场地、还有小麦在饮食结构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有帮助,我们以后会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
经过几十年考古人的努力,如今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然是冰山一角,发掘面积不到2%。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重要发现,对于二里头遗址的自然环境、分期年代、聚落布局、生产生活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未来,这片神奇的土地还有许多待解之谜,如继续探索和完善二里头遗址的布局结构、历史演变、环境背景、政治模式、经济形态等,等待着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努力揭开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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