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数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不了解中国实际的情况下,采用了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陷入被动,遭受重大伤亡。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
在西藏工作期间,孔繁森(左)在辅导藏族儿童读书(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孔繁森,1944年7月生,山东聊城人,生前系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地委书记。1979年开始,他两次进藏工作,历时十载,将一腔热血洒在了雪域高原上。1994年11月,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遭遇车祸,以身殉职。他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和影响着广大中华儿女投身改革开放事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静 田汝晔 张锡坤 荆新年
两次进藏,一腔热血洒高原
展开信纸,“繁森弟”落于笔下,陈孝忠再次写下这一称呼,却清楚再也不会收到回信了。今年87岁的陈孝忠是聊城老干部局原局长,比孔繁森大10岁,是孔繁森的“老大哥”,也是他的至交好友。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堂邑镇五里墩村。陈孝忠认识他是在1970年春节,孔繁森从部队退伍到聊城粮食局工作。在陈孝忠的印象中,“这个年轻人好学好问,爱好文艺,能吃苦,可以跟老乡们打成一片”。
1978年,中央号召干部去西藏工作,孔繁森积极报了名。“那时西藏的条件很艰苦,繁森却有这种抱负和勇气。我就说,你愿意去就去吧,我支持你。”陈孝忠说。然而这个“老大哥”内心却很是不舍,从聊城乘客车把孔繁森送到了济南,孔繁森一行从济南乘坐火车到西藏。临别时,陈孝忠对孔繁森殷殷嘱托:“你去西藏,主要有两条,一是一定要注意安全,西藏很艰苦；再一个,约法三章,你爱接济别人,一定要有计划。”
1979年,孔繁森作为援藏干部赴日喀则地区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改任岗巴县委副书记兼县检察院检察长。一封信,从西藏到聊城,辗转数十天才能到陈孝忠手中。在陈孝忠收藏的孔繁森来信中,孔繁森给他介绍西藏的情况,还有自己工作的情况。“我给他去信无非是两个内容,一个是别出事,注意安全；再一个是多学习,多看书。”陈孝忠告诉记者。
“他第二次进藏时家里有老母亲,爱人身体不好,孩子还上学,我们商量着不同意他去。但是,他政治上成熟,有领导能力,对西藏熟悉,对西藏有感情,他坚决愿意再去。”1988年,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孔繁森第二次挺身而出,欣然赴藏,并于1992年底留任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探索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他跑遍98个乡,行程8万多公里。“远征西涯整十年,苦乐桑梓在高原。只为万家能团圆,九天云外有青山。”正是他十年的生动写照。
1994年8月24日,是陈孝忠一生难忘的日子。当时孔繁森去北京开会,顺道回老家看望老母亲。“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到后半夜。分别的时候,我劝他尽快回来。他只说回去争取。‘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这都是他日记里写的。”陈孝忠讲到这里,哽咽着沉默了。没有想到,那次竟是他与老友的最后一面。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殉职,时年50岁。“繁森这一生,想的大部分都是别人。”陈孝忠这样评价他的繁森弟。
三面之缘,让人一生铭记
1990年8月,赵维东作为山东省第六批援藏教师的领队到西藏日喀则地区执行援藏任务。“起初觉得还挺新鲜,但是后来就头疼,腿迈不动,有了高原反应,一个个都难受得不得了。”赵维东记得很清楚,“下午1点钟左右,一辆车到了,车上下来一个中年人,穿着西服,戴着礼帽,山东人。我知道他就是孔繁森。”
这是赵维东与孔繁森的第一次见面。孔繁森给援藏教师们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民族政策和有关情况,尤其提到援藏要过四关。“第一是环境关,第二是生活关,第三是政治思想关,第四是民族政策关。”他特意叮嘱援藏教师们,到了西藏要为人民服务,要遵纪守法,要多干实事。
“在以后的援藏日子里,我们牢记孔书记的告诫并以此互相勉励。”再见面,是在一个月以后的援藏教师座谈会上。“他跟我握手,问教师们都适应了吗。还说,有什么困难可以给他打电话,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赵维东说。“有事儿言语,我会帮忙的。”这句话成了孔繁森的“口头禅”。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2年7月15日,完成援藏任务回山东之前,那天我们去跟孔书记辞行。”在赵维东的记忆中,孔繁森办公室房间不大,两个沙发,墙上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孔繁森说:“祝福你们圆满完成任务,你们做了不少好事。我也快到期了,我也会回去,到时候我们再相见!”
后来听到孔繁森遇难的消息时,赵维东一时不敢接受。“当时非常悲痛,将近一周时间,我们在西藏交往的事情不断涌上心头。”时隔多年,再讲起那段经历,他还是落下了眼泪。
赵维东与孔繁森仅有三面之缘,但一生铭记,“第一印象就是很热情,乐于助人；第二个就是他有很强的事业心,下去搞调研,抗震救灾,看望孤寡老人,去学校视察,一碰到有帐篷有牧民,就去了解情况,进行调研；第三个印象,就是有强烈的公仆意识,他对西藏人民群众的感情特别深。”
“他曾经说过,西藏的老人就是我的老人,西藏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西藏的土地就是我的家,我要用实践证明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两次进藏,一共十年,他将最好的青春献给了西藏。”手捧着与孔繁森的合影,赵维东感触颇深。
故乡繁森新村迎来新机遇
“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在聊城市东昌府区聊冠路上,一行字引人注目。走进五里墩村,孔繁森故居仍然保留着当年的模样,门框上还留着他结婚时的对联——“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看到村里背着书包成群结队上学的孩子,孔祥玉和孔庆瑞就会想起小时候与孔繁森一起上学的样子。孔祥玉今年76岁了,孔庆瑞75岁,两人坐在一起常常聊起过去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几个人一块儿上学,现在就剩我们俩了。”孔祥玉说。在发小的记忆中,孔繁森上学时候个子高,爱好文艺,在同学当中很有号召力。
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基地是山东四大党性教育基地,位于五里墩村东侧。基地分教学区和生活区,能容纳600人培训、400人住宿。五里墩村第一书记李光说:“孔繁森党性教育基地的建成,也给繁森新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李光提到的“繁森新村”由附近的五里墩村、教场李村等五个自然村组成。五个村抱团发展,共同实现乡村振兴。在教场李村,一家一户的二层小楼整整齐齐,墙外可见白色管道。据教场李村第一书记王洪礼介绍,去年他们在完成旱厕改造的基础上,利用这些管道实现了雨污分流。村里还引入编织产业、葫芦产业综合体项目,将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如今的教场李村已经是全国文明村。
王洪礼说:“我们就在孔繁森的故里,这种红色基因深深地植入根脉。我们要传承好孔繁森精神,把我们的繁森新村建设好,发展好。”
重走繁森路追寻精神坐标
在聊城东昌湖畔的孔繁森纪念馆,陈列着三件国家一级文物——一个小药箱、一个听诊器、一本写着遗嘱的笔记本。据介绍,孔繁森下乡有“四必到”:必到敬老院,必到学校,必到边防哨卡,必到贫困牧民家庭。而这每一样,都记录着孔繁森在西藏走过的路。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孔繁森第一次进藏,在海拔4700米的岗巴县,3年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每次下乡,孔繁森都身背药箱,为群众治病,藏族农牧民称孔繁森为“药箱书记”。孔繁森在指挥抗震现场连续奋战七天七夜,还亲自抚养三个藏族孤儿。短短一年多时间,孔繁森在阿里走访98个乡镇,行程8万多公里。而孔繁森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存款——8.6元；二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些关于孔繁森的故事,纪念馆的讲解员已经讲了无数遍。纪念馆宣传部负责人周会说:“2016年,馆里组织了‘重走繁森路’工作组,一行八人到西藏,进行文物征集工作和孔繁森身边人的口述访谈工作。”也就是这一次“重走繁森路”,让周会对讲解了无数遍的孔繁森的故事有了新的认识。
在“重走繁森路”的49天里,他们采访了40多位孔繁森生前的好友、同事,还有接触过的人。令周会印象深刻的事情和感动的瞬间有很多,受孔繁森帮助的商人黎穆萨以感恩的心态赞助当地大学生上学,收到孔繁森为当地老百姓做的擀面杖……“孔繁森身上的那种赤诚担当、大爱无我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像一面旗帜一样,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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