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省的长征胜利结束。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也为后来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937年8月,洛川会议召开,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和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为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在1938年五六月间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
朱彦夫和妻子。
1957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5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使群众过上了温饱殷实的好日子。1982年,为弘扬革命传统,他以超常毅力,历时7年,创作完成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田汝晔 许建立 李家澍
见习记者 崔烘昌
“站着走、跪着走、
爬着走、滚着走”
沂源张家泉村,建在村口的朱彦夫教育基地,不时有一批批访客前来,了解朱彦夫故事、学习朱彦夫精神。这座始建于2014年2月的教育基地,于2017年重新改造提升,同时改造了棚沟造田、夜校等教学点7处。
朱彦夫在朝鲜战场身负重伤,历经大大小小47次手术,失去了四肢和左眼。“不瞒你们说,在我思想上也没觉得父亲是一个残疾人,架电缆、垒墙头、拾地瓜干,他都能干,甚至他比我母亲和家里其他成员干得都多,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父亲就是一个健全人。”说起父亲的往事,朱向峰变得铿锵有力,语调变高了几分,明显激动了许多。
前年,朱彦夫唯一的儿子朱向峰服从组织安排从县直部门回村,担任张家泉村党支部、涌泉村党支部合并后的红泉党支部书记。朱向峰不仅照顾朱彦夫的日常起居生活,还从朱彦夫手中接过接力棒,要带领张家泉村人发家致富。
1957年,在张家泉村支部八名党员的一致推选下,抱着让全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态度,朱彦夫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年,朱彦夫24岁。
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朱彦夫经常爬到村里南山上去了解情况,他自己总结了四种走法:站着走、跪着走、爬着走、滚着走。“原来我也问过父亲,这四种走法你最喜欢哪一种?我父亲曾经告诉我,他最喜欢滚着走,因为滚着走速度最快,但损失最大,经常磕得头破血流的。”说到这里,朱向峰鼻头一酸。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25年里,朱彦夫就是拄着拐棍、拖着假肢,跑遍了张家泉村的沟沟坎坎,挨家挨户了解老百姓的情况。
“我觉得父亲最不容易的是打井的时候。当时在村西的龙王庙门口发现了水源,我父亲顶着很大压力做村民和村两委工作,为让村民们安心,他向大家承诺,如果动了这个地方有什么灾气,都算在我身上。”朱彦夫拄着拐杖亲自在现场指挥,井挖到十几米深终于见到水,他坚持要下井去看看。“我父亲坏腿上的血水、汗水和井里的泥水都冻到一块儿,上井后叔叔大爷就抱起我父亲的腿揣在胸膛上,让他暖和暖和。”从那开始,张家泉村慢慢有了第二口井、第三口井,直到现在的友谊机灌站。
凭着这股韧劲儿,朱彦夫用25年的艰苦奋斗,把张家泉村当成战场,带领村民发起了棚沟造地、打井引水、高山架电的“三大战役”。在他的带领下,张家泉村村民人均收入始终保持全镇第一。
“谁能不佩服他的毅力”
1955年,朱彦夫回到老家的两间破草房,就跟外甥赵圣贵睡在一起。
“说句不好听的,俺舅舅那时候就是个‘肉轱辘’,村民们一开始见了都害怕,很多人都不敢接近他。”朱彦夫回家后,年仅7岁的赵圣贵对这位“肉轱辘”舅舅充满了好奇,每每朱彦夫戴上假肢练习行走,赵圣贵都会在一旁帮忙,所以对朱彦夫站起来、走起来的过程,赵圣贵最有体会。
“俺舅不管那些,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刚回来生活上的各个方面都得锻炼,吃饭、刷牙、洗脸,他都要自己干。”说到动情处,赵圣贵就坐到床边,拿起假肢来给记者演示朱彦夫穿假肢的过程。“上腿是最难办的,穿上假肢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缠绷带,他手臂用不上劲,我小时候也没劲,缠松了又不行,三缠两缠假肢就滚出去了,我就帮忙拾回来,我们爷俩儿接着缠,上面的带子缠好了之后,再装进假腿里,他用两个手臂抬着,我的小手也一起拽着,等穿上假腿,我们就被汗浸透了。”赵圣贵一边说着,一边就把假肢的皮扣扣到了自己腿上。他告诉记者,朱彦夫虽然能穿上假肢站起来,但行走是用了一番时日和功夫,不少次都是哐当一下摔倒,他就用双臂撑着地面,再站起来接着走。
一遍遍练习,反复实践,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朱彦夫都要自己去尝试。“为什么他能站起来,是他能跟自己较劲,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再继续。”在赵圣贵心里,舅舅是铁人般的存在。他又有超乎常人的头脑,思路比别人更加长远和开阔。“咱们想不到的他就能想到,那时候他就提出了农村的规划,山顶上种松树,往下种花椒树,再往下是果园,在那个吃不上喝不上的年代,谁又能有这样的远见呢?”
1982年,朱彦夫因为患心脏病辞去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放下了锄杆子,他又拿起了笔杆子。从朝鲜战场上下来,朱彦夫怀念当年的战友,他始终记着指导员对他说的话。告诉祖国的年轻一代,让他们牢记战争的残酷。
如今,赵圣贵已经76岁。提起舅舅当年经历的种种,他依旧心潮澎湃。在他看来,朱彦夫写书是个奇迹。
耗时七载,七易其稿,从未上过学的朱彦夫一点点地“啃字典”,以惊人毅力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极限人生》出版的当晚,朱彦夫将书的扉页写满战友的名字,双眼含泪,以这样特殊的方式祭奠逝去的战友。
谁家有人生病
他就拿出伤残金接济
“其实,我觉得这辈子最不容易的就是我的母亲。”朱向峰说起自己的母亲,眼角微微泛红。“我父亲肠胃不好,经常闹肚子,去厕所需要母亲背着他。可母亲的腰也不好,每次背他都是先兑半杯水和酒,喝下去借着酒的麻木劲背父亲。”在他看来,父亲做村里的工作,要进得百家门,说得百家话,办得百家事,对常人来说都需要相当的体力和付出,何况是父亲这样,更离不开母亲在背后的支持和鼓励。
说起朱彦夫的妻子陈希永,张家泉村人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因为她和朱彦夫同样伟大。
搞棚沟造田这么大的工程,在当时为什么能短时间内动员全村人干起来,朱向峰认为,父母亲带着全村人劳动就是最好的答案。“那时候只要是能干活的,别管老人还是孩子,全都干活去了。当时我父亲在那里砌墙,母亲推车。父亲架着双拐第一个来到工地。尾随其后的是肩扛工具的母亲和大姐,人心非常齐,劲儿拧成了一股绳。”如今,赶牛沟历经了半个世纪到现在还是坚固如初。
村里至今还有着一条咸鱼的暖心佳话。有一年,陈希永从日照的娘家带回两大筐咸鱼,朱彦夫一看见咸鱼便喜出望外,对陈希永说:“八月十五快到了,村里啥也没有,正好把咸鱼分给乡亲们过节。”他让陈希永把咸鱼分成58份,每份大小搭配3条,留下一份给娘和孩子们尝尝鲜,其余57份给各家送去。当离开最后一户人家时,才发现自己少算了一户。万般无奈,只好从自己家拿出两条送到最后一户蔡明显家中。仲秋之夜,朱彦夫家的晚饭桌上就剩了一条小咸鱼。一家老少九口人围着这条咸鱼,谁也不舍得动筷。
国家对伤残军人一直有照顾,年年都向朱彦夫供应红糖、白面等物品,那年月谁家吃不上饭了,朱彦夫就让妻子把口粮送过去；谁家有人生病了,他就拿出自己的伤残金接济……从1955年到1991年,陈希永和丈夫在张家泉村住了36年,全村的孤寡老人、困难户几乎都受过朱彦夫和陈希永的接济。
“有人说他是
特殊材料的人”
如今,朱彦夫年事已高,由于去年刚做过一场心脏支架手术,躺着睡觉已经不再适合他,只有坐着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但他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朱向峰告诉记者,父亲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每日按点起床、按时吃饭,生活非常有规律。
不仅如此,朱彦夫经常看书看到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好点子、好经验,就会记在笔记本上,等朱向峰回家后告诉他,让他不断学习农村工作的经验做法。
在朱彦夫教育基地看到朱彦夫和陈希永的照片,村妇女主任刘都英也忍不住落泪,感慨地告诉记者:“有人说朱大爷是钢人,还有人说他是特殊材料的人,但他说自己就是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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