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学者程抱一说过,真正的传统本身包含着一切可能的现代性。通往现代性的路径有很多,但与古人对话不啻一条捷径。著名作家张炜先生的《唐代五诗人》一书,就是与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的心灵对话,延续他在书院讲学的一贯风格,娓娓细说他们的生命遭际,深刻剖析他们的价值取向,还原一个个生气勃勃的灵魂,借他们的苦难浇心中的块垒,以获得安身立命和安顿灵魂的双重力量。
通古今之变,攀精神高原。张炜走进五位诗人的斑斓人生,看似谈诗论道,实则是一场精神远游和艺术探寻: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身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而诗歌,是古人追求的载体,也是寻求自洽的一种生活方式。
五位诗人的排序本身也能彰显张炜先生的文学立场。《王维二十五讲》中,他提出“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刻板的文学史论进行反驳。他认为,伟大灵魂炼成的途径有二,个人的勇敢投入和与厄运的不期而至。那么,王维是怎样直面的呢?建“辋川别业”,修行炼丹论道,“‘禅’本身即极大简化与省略,顿悟和了悟晦涩至极,与其说是一种深刻的哲学与宗教,还不如说是一个更为开阔、更具有含纳性的极其模糊的心智地带,这里可以包容更多的遁词。”一方面跳出夸大消极的美学陷阱,看到消极进取的深远意义,他从一个方向强化了诗境韵致,成为一种极致化的表达,空灵冷寂,禅意佛境,清静无为,简古淡远；另一方面参透四次隐居的精神走向,由朴素的消极到智者的散淡,是诗人的全部哲学:“王维一生都没有放弃儒家的伦理纲常,忠君爱君及家国情怀并未泯灭,只是将佛道的出世精神寓于生命之中,成为独善其身的一股必然助力。”张炜先生进一步指出真儒与真理一样,如日月星辰,为王维的世界投下一抹清辉,与他的清寂之境相得益彰。
一位古代诗人代表一种思维,也是一种活法。唐代封建统治是儒释道三教并立,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不言而喻,对于韩愈这位中唐悍将来说更是如此,危厄压顶时刻,他是怎么智勇搏击的?在《韩愈二十三讲》中,张炜一语中的,“人性决定诗性,韩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辩,使他在对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情与景,人与事,都一概全力以赴,兴致勃发。他在阐述事物的过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种决战的姿态。”这样就不难理解,韩愈的雄拔心志和华彩文章为哪般。新奇的造句方式也是一种开拓,担负为儒家正名的使命。张炜擅长使用比较视角,把他与西方诗人艾略特作对比,得出结论,“韩愈推崇先秦文章,取其朴直刚健、言之有物和真情本性,以冲决当时盛行的华而不实和奢靡无力,去掉一个时代的缀饰和虚浮,使先秦文章在中唐得以生长,最终形成生机勃勃的文风,这就是当时的‘现代主义’的成长。”与其说是对顽韧生命的不胜赞美,不如视作理性主义者的精神共振,所产生的轰鸣恰恰是引领现代人回归自我的响磐,即回到常识,回到劳动,回到朴素的求真。
被误读被忽略的古人,也是被误读被忽略的我们自己。说到白居易,首先会想到《琵琶行》,想到他的“知足保和”价值观,张炜先生在《白居易二十三讲》中是这样剖析的,“我们常说的一些养生之道是有代价的,这与文章之道虽然不尽冲突,但冲突仍是存在的。超然忘我的养生方式,或可引起文气的衰颓。许多时候,这种超脱和纯然,也会诱发某种空寂单纯之美,但仍旧不出大文章。”他进一步发现,观察古代生活中的一些文化人物,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与儒释道之间的不同关系常常决定其人其文。他们总要与这三者产生微妙的联系,有的是先儒而后佛道,有的则终生排斥佛道,有的三者兼收并蓄。韩愈排斥佛与道,走的是正儒之路,白居易最初是清正的儒生,对佛道持有警醒态度,后来仕途受挫,转向佛道,道家炼丹和佛家坐禅始终相随,这不啻明哲保身。对此,他以包容相待,对其解读耐人寻味,譬如,有个鲜活的比喻,白居易诗章高产而广为流传,这就好比高大炫目的屏风,不能只看到眼前,要有“精骛八级,心游万仭”的精神远行,眺望到屏风后面的险峻和浑茫。“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足以可见一位知识仕人的忧民忧世,一位桂冠诗人的精神风骨。对此,他又将白居易与西方诗人彼脱拉克等做比较,认为这是来自体制的装饰物；又分析他与苏东坡、韩愈的异同。与苏东坡相同的是勤学、酿酒、建筑居所、亲近自然,不同则是苏东坡比白居易更宏阔,白居易比苏东坡更通俗,相比之下白居易懂得止损,得以蓄养精神。与韩愈,一个温文忍让,一个峻急壮烈,白居易活了75岁,韩愈活了57岁。不难看出,“先天血脉不同,心志不同,气概不同,胸襟不同,所为也就不同。”
作为宰相之孙,杜牧的诗意人生有太多不同。《杜牧二十讲》中张炜讲道:“他自少年时代所养成的骄矜、疏阔和自傲的性格,将在不同环境下进一步演化,得到另一种酿造和配置。这对他虽然有点过于繁复和沉重,但未必是一件坏事。”这也是他成为“小李杜”的契机,其命运轨迹和诗词文章具备独特气质,勇猛英武,当仁不让,酣畅淋漓,冲决和奔突,豪迈和无畏。“我们展读他的一生,最为感到惊讶的是,他如此执着,大有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韧,颓丧之后复为振作,伤度之后再度激越。”五任朝官,四任刺史,他都怀才不遇,如果说十岁时祖父和父亲去世,生活难以为继乃是至暗时刻,那么为了给胞弟杜顗治疗眼疾,他放弃十年宦游幕府获得的朝廷官职,则是重情义的体现。直到胞弟去世,他一直相伴左右。历经坎坷再次回望,“他的峻急、孤傲、率性,他的诗与文,似乎都闪烁着另一种光色。在他短促的一生里,伴有一种隐约起伏的回音,漫长而细微,却终究不可消失。那是兄弟的伴唱,那是生命的伴唱。”因了这份情谊,他的诗句也愈加有分量,他的人生也更加有质感。也难怪辛文房在《唐代才子传》中写道:“诗情豪迈,语率惊人。识者以拟杜甫,故呼大杜、小杜以别之。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争也。”好一个“圆快奋争”,生动诠释青年才俊杜牧的俊朗飘逸和张扬个性,所以,“他定格在我们的视野中,不再改变,不再消失。他就是诗,他就是青春。他是这二者的代名词。”
读张炜先生的系列随笔,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以诗论诗,而是拥有多元的视野和审美的精神。《李商隐二十三讲》中,他对李商隐的无题诗青睐有加,他看重的是纯粹立场,陈寅恪也说过,李商隐的诗歌是接近西方所谓的纯诗。同时,他警惕强力索隐,“艺术是粮食酿成的酒,索隐者一定要把酒再变回粮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李商隐早年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里问道:“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对比韩愈一生的不妥协,李商隐则是勇敢质疑。从王维到李商隐,张炜先生反复强调和纠偏的是古老儒学的误读或扭曲,以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从源头遏制断层现象,从而捍卫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归根结底是维护语言的尊严不打折扣不受玷污,这也是一位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使命担当。
近日看纪录片《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打动我的不只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也不是稷下先生的游历心路,而是为儒学文化保留一席之地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千百年来,那一簇传承的薪火,摇曳,微弱,时隐时现,却从未熄灭过——如张炜先生在《芳心似火》中所写,“月色下,人人都拥有一颗芳心,它是热恋之心,激越之心,思念之心。然而芳心似火,它说不定在某一天就会呼呼燃烧起来。原来所谓的芳心,就是那颗爱心,就是把炽热加以收敛克制、保持了一种适度和温文、还没有开始放肆燃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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