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重读大先生,在我看来是件饶有兴趣的事。读原著之余,我犹喜欢一些文化随笔,近来喜欢甘肃作家薛林荣的“微观鲁迅”系列,最新出版的《鲁迅的门牌号》,以鲁迅的居所为主线,再现他的迁居史、居住史和创作史,探寻鲜为人知的家族聚散、心理变化和精神轨迹,让我看到一个有血有肉和富有家国情怀的大先生。
如果老舍先生没有在济南暂居过四年多,他不会有流传后世的文学经典,可见一座城市对一个人的深远影响。同样的,从绍兴“覆盆桥周氏”走出的鲁迅,一生的行迹,遍布南京、日本、浙江、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其中,在上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九年时光。作者变身背包客,一边重走鲁迅的路线,一边打捞历史的片段,书中的黑白照片和手绘地图,为阅读平添真实感和立体感。在上海景云里,鲁迅成家、生子,人生“下半场”变得幸福如许。弄堂里的叫卖声,被他如实记录,薏米杏仁莲心粥、玫瑰白糖伦教糕、虾肉馄饨面、五香茶叶蛋等,叫卖声搅碎了灵感,徒生烦恼；寓所里的“微讲堂”,譬如,陶元庆和钱君匋来访,鲁迅与他们探讨封面设计民族化问题,到了饭点仍意犹未尽,而登门求教的青年人也不在少数。
鲁迅在上海的活动,始终以内山书店为圆心,辐射到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溧阳路藏书室,作者的话一语中的,“内山书店是其生活、写作、社交的总策源地,这里是鲁迅的公共书房、接待室、授课室、收发室、避难处。”摩拉斯公寓,是他在上海的第二处居所。在这里发表170余篇著译作品,在这里陈赓与他秘密会过面,现存的“反围剿”地形草图可以证明；瞿秋白两次来此避难,他还给周海婴买过玩具。最令我感兴趣的当数狄思威路藏书处,早在移居大陆新村前,鲁迅就有筹划,他以内山书店职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下,藏书以马列主义方面、苏联文艺理论和国内外左翼的杂志为主。危难之际,镰田诚一护送他们一家逃入英租界,鲁迅不忘恩情,他去世后为其罕见地撰写了墓志铭,称其“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要知道,鲁迅一生只为他和韦素园、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写过碑铭,很是耐人寻味。再粗犷的男人也有细腻之处,上海大陆新居,终究没给他留下好印象,冬天冻坏水管、夏天酷暑难耐,蚊虫、狗吠、蛙声以及邻里吵闹等,令他不得安生,心绪复杂。1936年6月,他在最后的日记中写道,“……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大热,指天气,何尝不是内心痛苦的一种映照呢?
对鲁迅来说,“未能离开的上海”不啻一种宿命,而南京、日本、浙江则是中转过渡,北京则是老天眷顾。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过,“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去世前几个月又说,“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其实,每处居所背后,都蕴藉着鲁迅的声色气息和周家往事。南京是求学地,为他的成长打好精神底色。江南水师学堂获得金质奖章,他当即变卖,换来几本书、一串红辣椒,红辣椒用来驱寒提神。作为学霸级的尖子生,读书是鲁迅的最大嗜好,“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日本是漫漫长途的一个驿站,定格他与藤野先生的师生情谊,见证他的文学精进,以及与周作人的情感疏离。仙台藤野屋公寓,系监狱旁边一个客店,没过多久他就搬离,而他最早的一封书信从这里寄出,“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义》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虽为文言文,但读来能感受到噬骨的孤独感。后来,回国成婚后返回日本,住进东京伏见馆公寓,由于洗浴发生纠纷而搬离,移居中越馆。这一时期生活相对自由,“吸‘敷岛’牌香烟,早午饭合并吃,买德文杂志等旧书,学习俄文,熬夜,点洋油灯看书,抽烟多,烟蒂头插满炭盆像大马蜂窝”。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曾随许寿裳住进一处豪宅,由周氏兄弟、许寿裳、钱均夫、朱谋宣五人合租,取名为“伍舍”。住豪宅顶着经济压力,他连去青木堂喝杯牛奶果子露的能力也没有了。但这处豪宅物有所值,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居住过。两人同住过一处居所并不能说明什么,但鲁迅是个例外,构成中日现代文学史的有趣话题。不得不说,居日期间,周作人留下太多笔墨,这成为后人深入了解鲁迅的可信史据,也冥冥中与鲁迅的作品形成“互文关系”。后来,在浙江旅居期间,可视作鲁迅初入职场的“小白”经历。无论是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优级生理学课和初级师范化学课教员,还是绍兴府中学堂博物学教员,熬夜是他的常态,“每晚都工作或读书到深夜,旁边必备香烟和条头糕,许寿裳经常晚上来读,共商校务”,他的严谨学风和博学学识赢得师生们喜欢。
纵观鲁迅的一生,居所大抵是相似的,却各有各的不同,所谓不同,指“与谁同住”。1912年5月5日,他从迁居北平绍兴会馆藤花馆,带着寻祖问踪的思乡意味。在北京他完成三件大事,一是为弟弟周作人谋职,经蔡元培推荐至北京大学任教。这个过程一波三折,细节之处流露出兄弟情笃。起初周作人在北大国史编撰处工作,干了不到20天出麻疹请假,鲁迅亲自代他写请假条；当周作人正式被聘为文科教授,鲁迅晚上帮他修改讲义稿,第二天再誊清稿件交学校油印备用。不禁令人动容。第二件是修炼内功,为文学创作打好心灵底色。他抄古碑、收藏书、搜古董、读佛经、会师友、养宠物,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却也充满情趣,“抄写石碑疲倦的时候,周树人往往会受不了老屋的闷热,到古槐树下手摇蒲扇纳凉。”他饲养的宠物是壁虎,钟情壁虎,乃是他精神世界孤独、苦闷和彷徨的体现。第三件是斥资买下新街口八道湾11号,把母亲接来,实现周家在北京门第中兴。八道湾11号既是民国最有名的文艺沙龙,也是思想火花的富集之地,更是鲁迅的避难所。短居三年间,五四时期周氏兄弟最想要的新文学作品都是在此诞生,“他们别开山河,自成体系,其价值将得到进一步重估,其深层的隐喻不容小视。”兄弟俩患难与共,唱和有加,手足怡怡,亦曾形影不离,相偕出游、购书、饮茗、赴宴。鲁迅牺牲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供养在日留学的周作人,两人见面经常“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拳拳深情跃然纸上,即便后来失和也无法抹杀。
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是复杂多元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割席绝交为他们的命运撕开一道口子,揭示出文学之外的另一种悲怆和沮丧。因此,八道湾成为永久的痛。最是患难见真情,当母亲迁出八道湾与鲁迅同住,鲁迅再次找房子,抱病四处看屋,最终选定西三条21号。这期间多亏了李慎斋的慷慨帮助。居北京期间,他有过一次西安行,回京后第一时间专程带着购买的特产去答谢李慎斋,赠以长生果、枸杞子各一盒,汴绸一匹,《颜勤礼碑》一份,让我们看到一个深谙人情世故的鲁迅。
鲁迅的门牌号,是留给后人的精神密码；鲁迅的居住史,又是抛给历史的心灵之问。唯有在一遍遍重读中,才能把这个问号拉直。“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或许从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他就将故乡装进行囊,同时寻找另一处精神家园。经历一次颠簸,体验一次迁居,意味着精神层面的同频共振,与社会时局,与时代变迁。哪怕后来去厦门,“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与许广平度过甜蜜时光,他的内心也是存有隐痛的。因而在芳草街44号创办北新书屋,为文学青年提供精神滋养,让广州的文坛热闹起来,最终以亏本收场。这件一生中绝无仅有之事,留下文学巨匠的匆匆身影,一瞬,也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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