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樱
“芳姐,早!”每次在小区里遇见,大家都会习惯性地和她打个招呼。她那辆负重的车子,驮着满满当当的报纸和包裹,摇摇欲坠,前凸后翘,像一匹鬓毛飞扬的老马,喘着粗气笨拙向前。她身着制服,戴着口罩,露出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却遮挡不住那股子热情。
她是我们片区的投递员,因名字里有个“芳”字,很多人喊她“芳姐”。芳姐四十有六,中等身材,体型偏胖,说话大嗓门,做事很爽利。报纸、信件、包裹等字眼,在她口中发出上扬的声调,时间久了,这声调仿佛长出小翅膀,在居民们的心头翱翔,忽而是远方的牵挂,忽而是隐秘的信息,反正每一次起飞都载满惊喜或熟稔。记得刚开始写作那会儿,我特别盼望着她来。报纸来了,双手捧读,我飞速地从后往前翻,目光如鹰般逡巡,盯着看自己的名字是否出现。越是心急越是落空,搅乱了一天的心情,甚至觉得饭菜也不香了。至今记得发表作品获得的第一份奖励是个保温杯,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心里甜滋滋的,连中午饭的馒头也嚼得格外有力道。从那以后,她就是我的信使,一听到她的声音,心里是说不出的踏实。
芳姐每天要送两趟,投递范围三十余公里,覆盖二十多个村居,旺季的时候负重达200斤。显而易见,不能吃苦的人很难驾驭这份差事。我喜欢听她送信件的声音,“噔噔噔”跑上楼,使劲儿砸门,“谁谁谁,有你的一封信!”有时候明明家里有人,却无人应答,不用说,睡懒觉呢。没辙,她得再跑一趟。有段时间,有个住户家里隔三差五来挂号信,银行的、律所的、证券公司的、法院的,不用多想,就知道与借贷或债务有关。芳姐一次次送、一次次扑空,白天人们都去上班,晚上才有人。后来,她辗转打通主人的电话,经过同意,透过门缝塞进屋里。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信件,她操着一口带方言味儿的普通话说:“有你的一封信!”最后那个“信”字带有金属般的质地,掷进人的心里,一荡,又一荡,掀起一圈圈透明的涟漪,瞬间唤起些许发烫的念想。风里来雨里去,芳姐投递的信件如雪片似飞鸿,数不胜数。偶尔,的确是极少数的情况下,有同事替她,便知道她请假回老家了,或是家里老人生病住院了。有段日子,一连好多天没见她的踪影,心里空落落的。她再次出现的时候,眼睛红肿,面容憔悴,身体瘦削,却依然上上下下地爬楼送信。这家的报纸、那家的快递,还有楼上中考生订的英语杂志,她的脚步声一叠叠、一串串,连贯成一曲激昂的旋律,滚落的音符被时间风干成老家门前的萋萋芳草,摇曳着爹娘的轻唤。
芳姐的替班小杨是个80后,身材高挑,梳马尾辫,待人有礼貌,且特别仔细。她投递的报纸平整洁净,没有卷毛,没有损坏,递到手里,叫人心里感到特别舒坦。那年大年初一,一大早传来“笃笃笃”的敲门声,母亲开门,原来是小杨,“阿姨,过年好!这是今天的报纸,祝全家人新年快乐!”前年的大年初一,小杨没来,芳姐送来了邮件,我有些讶异。“今年没法回老家,同事们加班加点,都忙不过来了。不说了,我得赶快去送下一家!”事后,我才知道,因特殊情况,邮车比以往来得晚很多,车来后要严格消杀,然后分拣、装车,从源头确保报刊投递零污染、零风险。芳姐依然是天不亮就到站点,经常送到下午都顾不上吃口饭、喝口水,晚上回到家里,累得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我曾问芳姐,干了多少年了?她想了半天,略带害羞地说,15年。15年,1万余次投递,意味着生命对生命的承诺、青春对青春的献祭。她深绿色的制服里,跃动着一颗火热的心,一如她的名字,芳心似火,照亮无常而冗长的烟火生活。
我住的这条街上,东边大学门口有家邮局,那是我踏上文学之路最初的眺望。路边有个绿邮筒,我透过窄窄的缝隙把信塞进去,听到信件“咚”的一声,我还不放心,前倾、翘臀,眯起眼睛向里望,那样子多少有些滑稽。我伸手用指甲盖去抠,防止信件被卡住,甚至痴痴地等来穿制服的人,将其打开,取走了信,我才默默离开。大约十年前,校区迁至大学城,邮局停止办理业务,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邮筒,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倒退几步回去,看记忆深处远逝的风景,看天上人间的心魂游踪。我始终觉得,投递员是最孤独、最耐得住寂寞的人。投来送往,他们每天行走在熟悉的路上,又奔跑在陌生人的命运里。贴着花花绿绿邮票的信件,上面写有地址和姓名,连通着不为人知的隐秘与未知,以及不可揣测的命运和道路。他们是生命的摆渡者,也是见证奇迹的天使。
木心的诗句,被人诵读并镌刻于灵魂深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慢与快,从来都是互为辩证,有多慢就有多快。置身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快得不可思议,感谢芳姐、小杨们,让我们还能看到“从前慢”,感受到“慢”的滋养和召唤。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投递者,在人生既定的路上,接受恩典和赏赐,完成相遇和生死,输送希望和美好,彼此照亮,又彼此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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