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光巨淀湖景区汉武躬耕组雕。
这段历史与汉武大帝有关。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钜定”。钜定,又写作巨淀,曾是地名,又是湖泊名,即今巨淀湖一带。那么汉武帝为何千里迢迢到巨淀湖这个地方躬耕呢?
□张书功
与20年前
一项水利工程有关
据《史记》《资治通鉴》记载:征和四年(前89年)正月,汉武帝巡游东莱,到达海边。本想亲自“浮海求神山”,但遇到海上大风,波涛汹涌。汉武帝在海边呆了十几天,也不具备出海的气象条件,无奈作罢,返回长安。三月,“耕于钜定”。之后,他又到泰山巡游,扩建祭天神坛。
可以看出,钜定与东莱、泰山一样,是汉武帝此次访仙线路上的重要一站。钜定作为地名,指钜定县,西汉置,属齐郡。东汉废。《汉书·地理志》“齐郡”下有“钜定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淄水》:“(淄水)又东迳巨淀县故城南。征和四年,汉武帝幸东莱,临大海,三月耕巨淀,即此也。县东南则巨淀湖,盖以水受名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续修广饶县志》记载:钜定城“在城东北四十里,钜定湖西北。”钜定作为湖泊名,指钜定湖,即今巨淀湖。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记载:位于钜定县东南,为浊、洋、女诸水所汇,经马车渎入于海。另据卫星图像(参见王守春等《巨淀湖的变迁及其在鲁北地区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以及民国《寿光县志》:“汉于湖西北置钜定县,在寿境者十之七八,今则皆在寿境内,不入广饶久矣。”可知,巨淀湖汉时至少跨钜定、寿光两县。那么,汉武躬耕的“钜定”,是在今天的广饶,还是寿光呢?目前,说法不一。但不管怎样,在巨淀湖畔是可以肯定的。
这一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曾是“春冬白茫茫、夏天水汪汪、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的“碱场子”。汉武帝为何选择这里躬耕?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修好黄河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于是全国兴修了几个“溉田万余顷”的大型水利工程,其中之一就有“东海引钜定”。据顾炎武等考证,这里的“东海”疑是“北海”之误。也就是从巨淀湖开渠引水,灌溉农田,面积达万余顷。据《寿光历代碑刻》著录“民国二年(1913)侯盛亭顺水成功碑”记载:每当雨季到来,淄河、阳河、跃龙河等河的水注入巨淀湖后,由北面倾泻而出。卧铺等村地势低洼,首当其冲,常被淹没。长期的洪涝还使这里的土地变成了盐碱地。在洪涝和盐碱的双重作用下,这里的庄稼经常颗粒无收,荒年农民以草籽和毛芋充饥。由此可以断言:“东海引钜定”,不仅可以灌溉农田,还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
经过20年的治理和开发,可以想象: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躬耕的巨淀湖畔,或是一种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沃土良田、水草丰美的景象。这也正是汉武帝选择在此躬耕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项
古老的“籍田礼”
汉武帝在春三月躬耕,还与一项古老的农事活动——“籍田礼”有关。籍田礼的“籍”或作“藉”,原写作“耤”。甲骨文的“耤”,像一人手执耒耜,以足踩踏之状。所以“耤”字的本意就是躬亲耕作。所谓“籍田”,用现代话说,相当于“样板田”或“示范田”。“籍田礼”,简言之:就是天子、诸侯在春季带头耕田的一种礼仪。籍田礼当起源于氏族社会,那时氏族长也要参加劳动,后因地位变化而脱离劳动,但在立春时还要象征性地带头劳作。籍田形成一种完备的礼仪当在商代,周代有所发展,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便自行废除。直到汉文帝继位后的第二年,又得以恢复。
西汉初年,百业待兴,农业作为国家根本,是重中之重。史载:汉文帝即位后,23岁的贾谊上了一篇奏章《论积贮疏》,建议重视农业生产,以增加积贮。汉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决定效法古制,“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据《汉书·文帝纪》,文帝二年(前178年)正月正式下诏“开籍田”。十三年(前167年),文帝再度主持籍田仪式。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也举行过籍田仪式。汉武帝曾在举贤良策问诏书中,讲到过“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后于征和四年三月,“耕于钜定”。此后昭帝、明帝、章帝、顺帝、献帝等也都举行过籍田礼。
关于汉武帝躬耕“钜定”,虽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既然称为“礼”,便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内容。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史料脑补当时耕田的场景。据《后汉书·礼仪上》:籍田礼开始后,首先要在田间用“太牢”祭祀神农炎帝。祭祀完毕,主持仪式的“有司”在征求皇帝同意后,宣布耕田开始。皇帝和群臣站在事先指定的位置上,按照顺序依次耕田播种。其间还会鸣钟作乐,以此壮大重农劝耕的声势。另据《汉旧仪》记载,作为籍田礼的配套措施还有:设立籍田仓和负责管理籍田,督促耕种的籍田令、丞等官职。籍田的收成用于祭祀农神、宗庙等。由此可想象,当年巨淀湖畔轰轰烈烈的农耕景象。
汉武帝晚年
政策转变的体现
终其武帝一朝,记载“籍田”一共两次,其中一次是在举贤良策问诏书中提及,有无躬耕并不清楚。而明确记载时间、地点的只有一次,就是“钜定”躬耕。当时,汉武帝已经68岁高龄,两年以后就去世了,他为何突然“躬耕”,难道是一时兴起?据《资治通鉴》记载:三月躬耕完毕后,三月二十九日,汉武帝在石闾山祭祀地神,并接见群臣说:“朕自即位以来,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使天下人愁苦不堪,如今追悔莫及。从今以后,凡是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财力的事,一律废止。”并听从大鸿胪田千秋的建议,罢黜了各地等候神仙降临的法师。
不久之后,也是同一年,汉武帝又下了一道诏书,对以往的国策进行了深刻反思,历史上称之为“轮台罪己诏”。汉武帝在诏书中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远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表示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的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全力务农。之后,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示要让百姓休养生息,增加收入的决心。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不仅使地力得到修养,而且增加了作物产量。他还发明了耧车,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这些措施对百姓都大有裨益。
汉武帝晚年一系列的“组合拳”,意味着他思想已经发生转变,将政策重心由先前的穷兵黩武式的建功立业,调整为修养百姓,重视农业生产。“轮台罪己诏”是其思想转变完成后,成熟的政策性文件,而“钜定”躬耕则是其政策转变的先兆、先试。
综上所述,汉武帝“钜定”躬耕,即是对20年前“东海引钜定”水利工程的检验和肯定,又是对籍田礼的恢复和贯彻,更是其晚年思想和政策转变的体现。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