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其实我并非毛边书的痴迷者,更不执着去追索毛边书。对我来说,读书本来就是为了愉悦,若一边读书一边还要一页页裁开,这是很浪费时间和麻烦的。不过,因为种种偶然或随缘,我还是入手了许多毛边书,当然,每本毛边书的入手都有一个故事。
譬如说前不久去北京,在一家书店与张冠生先生特意相遇,张先生送我一册《纸日月》的毛边本。尽管先生知道我有此书的普通本,但还是赐了一册毛边本。用张先生的话说,这本书的毛边本不多,做一个纪念吧。这本《纸日月》是我的案头书。我桌面上,平时总摆着两本书,一本是钟叔河编选的《知堂谈吃》,一本就是张冠生的《纸日月》。这也是我码字疲倦或完成时随手取来翻览几页愉悦自己的案头书。这本《纸日月》毛边书我不会裁开书页了,放在书架上就是一个念想。像这样的毛边书,还有一些,譬如谢泳的《钱钟书交游考》等等也是这样的性质——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念想。
“毛边”言下之意自然是不规整,鲁迅先生不就自称是“毛边党”嘛。在鲁迅先生看来,切好的“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而唐弢先生说得更明确:毛边本朴素自然,有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毛边本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属于散布在一些文化古城越来越少的古旧书店和倒腾旧版“珍籍”的冷书摊。以前在前辈文人的书话集中读到“毛边本”这个词时,往往引起想象。想象归想象,还是无法感到真切,毕竟当时没看到毛边本的实物。对我来说,毛边本那时只是一个已消逝的旧名词,存于所读的书话杂忆和想象中。
真正接触毛边本,是2001年岁末蒙南京徐雁先生的提携,我的第一本读书随笔集《滨海读思》收入了由他策划主编的《六朝松随笔文库》中。这套丛书问世前夕,与徐先生通电话时,他说每本书出版社还特意制作了100本毛边本,可以给作者50本,书款从稿酬中扣除。我起初一愣,谁能想到忽一日毛边本居然和我也有了关系呢。所谓“毛边本”,按照徐雁在《说说“毛边本”》一文中的说法,是指印就的书芯经过折页、订书、包本等几道工序流程后,三边不予裁切地保持着折叠原状的书。通常是三面不切,但有时也有为了裁阅便捷,而特意切齐一面以便读者下刀。
不多久,一大包毛边本寄来。赶紧打开,衣冠不整的毛边本摊在了地板上,给了我欣喜和惶惑。精致的封面下,除了书根和天边,从书口和地边伸出了多余的纸边——这就是毛边本啊。想起那些“毛边党”对毛边本的赞美实在匪夷所思。拿起一本捧在手里,感觉自然和普通本不同,随手翻几页,无法翻开,要想看还必须拿刀子裁开。尤其是,毛边本还无法插到书架上——这不是自找别扭嘛。当然,盯着摊在地板上的毛边本,心里还是兴奋有加,毕竟这是我一次见到毛边本,何况还是自己的书。
挑出几本毛边本,送给身边的几位朋友。一位白面书生拿手里掂掂,说:老兄,就你这破书还要麻烦我拿刀子裁开,什么年代了,还制造假古董。朋友们的话自然是戏言,但对毛边本的认识其实和我一样,也是初见。
戏言之后,两人都感慨:这书摆在书店里谁买啊。的确,在青岛的大小书店里还从未见到过毛边本。之后,我再送书给朋友时,往往拿两种:普通本和毛边本,让朋友挑选。一位朋友迟疑片刻宽厚地说,我知道你的样书不多,实在该拿一本这种乱糟糟的,可我怕拿刀子裁坏了,还是拿一本裁好了的,也好往书橱里放。当然,也有挑毛边本的,但并不是“毛边党”,只是觉得好玩。还是一位曾在成都生活了四五年的朋友一针见血。他接过我的毛边本,摇头叹了一口气,说:真是酸文人的矫情。
当年因徐雁先生的提挈,便有了2002年南京六朝松下的“秋窗同听”,与几位久知其名而未闻其声的先生也有了鱼雁来往,于是,我狭小的书桌上便冒出了许多毛边本来——当然都是师友的馈赠。比如上海陈子善先生的《海上书声》、南京薛冰先生的《金陵书话》、成都龚明德先生的《新文学散札》《昨日书香》等,都是毛边本。陈子善先生还在题词后注上“毛边编号百本之第九十二号”,足见其“毛边党”的心境。龚先生还寄来了他编辑出版的毛边本,比如陈子善编选的《董桥文录》等。
对毛边本“初读之美”的体验“感受”是一个晚上我一连拿刀子裁了三本毛边本,这就是《新文学散札》《董桥文录》和《躲在书籍的凉荫里》。我先裁的是《新文学散札》,感到了刀子的作用——我想先看看附在书后的龚先生谈他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汇校本官司,便先翻到最后。急急裁一页,细细读来；再急急裁一页,再细细读来……边裁边看,心境便有了不同。看完了龚先生的“委屈者言”,意犹未尽,从头开始一页页裁起来。裁完一本,又拿起第二本。三本裁好,已是子夜。在那炎热暑天的夜晚,一手拿刀一手执书,感到的不是燥热,而是书香中的凉爽。真应了那本书的标题——躲在书籍的凉荫里。
龚先生在他的《新文学散札》扉页上还特意提到,这本书和《躲在书籍的凉荫里》毛边本才是真正的毛边本,尤其是后者,而《董桥文录》的毛边本就“毛”错了。我比较着看看,起初没找出异同,后来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也理解了所谓毛边本的“毛天不毛地”,所谓三边不切边。发现所谓真正毛边本,就是纸张上更“浪费”,裁起来更没“规律”,也更和自己的耐心“较劲”。其实这些毛边本也非严格意义上的真正毛边本,因为唐弢先生在他的《“毛边党”与“社会贤达”》一文中说,毛边本是需用道林纸来印刷的,且需用串线订。在夏季无风的夜晚,一杯香茗,一盏孤灯,桌上几本毛边本,肩上搭一条湿漉漉的毛巾,拿一把磨钝的水果刀,一页页读毛边本,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
后来我经手编辑制作的书,包括我自己的书,也往往和出版社及印厂联系留一点毛边本。当然,也遇到过尴尬。譬如曾经参与出版的一本散文集,特意给作者留了一点毛边本,但作者收到后非常不高兴,发来指责短信,说怎么把半成品发给了他；还有一位作者,收到毛边本后,自己联系印厂又做了裁切。几次之后,我也就知道,不是每一位作者都会有毛边本的情结,也就不再特意做了。我自己后来的几本书,或者是出版公司和出版社的责编和主事者要做毛边本,我都是顺其自然,但自己不再提要求,而且也不为这个事费神,所秉持的原则就是不做特意之事。毕竟,毛边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是少数人的一点情结吧。
我的《文人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出版时,做了一点毛边本。彼时已经有了各种销售毛边本的网络群,这与我最初接触毛边本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网络确实改变了作者和读者的联系方式,也包括对毛边本的认识。此书二印时我特意要了一点毛边本,主要是给微信圈里的书友准备的。也说明,即便已经是不属于这个时代主流的纸本书的“残存”样本,仍然有少数爱书人喜爱。这也是毛边本的价值所在吧。
其实,就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毛边本的喜欢与否,都是个人的兴趣选择。于少数“毛边党”的传人而言,相比那些富丽堂皇的豪华版和精装本,毛边本所蕴藏的不仅仅是野趣和稚拙,更是一种对人生和美的态度与追求。用徐雁先生的话说,讲究“毛边”的书装艺术,决不是无谓的事,而是书业文明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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