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赵佶《戴胜图》局部
山东嘉祥东汉晚期画像石中戴胜的西王母。
戴胜在我国分布广泛,是人们熟悉的鸟类,但它名字背后的故事,很多人就不知道了。让我们从“胜”谈起。
□纪习尚
从织机部件到西王母的头饰
现代汉语中,“胜”多用作动词,表示优于对方,如胜利、不胜酒力等。在古代,它也用作名词,指织布机上的一个重要部件——榺,即经线轴。《说文解字》说:“榺,机持经者。”元代的纺织机具专著《梓人遗制》,详细介绍了多种织机上榺的大小和结构,如“立机子”:“榺子轴长三尺六寸,方广二寸,或圆八楞。造榺耳径,长一尺,广三寸,厚一寸二分。榺耳内二尺二寸明。”
可见,榺由一根长木轴和两端的耳(榺耳,也叫榺花)构成。木轴用以缠绕经线,两耳放射出数量不等的齿,用以控制木轴的转动和停止。当齿间插入锁杆,木轴停止转动,经线被拉紧；抽出锁杆,木轴转动,向织布机提供一段经线。榺吐出的经线,经过开口(脚踏提综装置,使经线分成上下两层)、引纬(用梭子牵引纬线横穿过两层经线)、打纬(将纬线打向两层经线交会的织口)等几个步骤,与纬线纵横交错在一起,织成布料。
江苏省铜山县洪楼、泗洪县曹庄等地,出土过反映“曾母投杼”故事的汉代画像石。曾子的母亲站在斜织机(织机的一种)前,当多次听到其子曾参杀人的流言后,不免露出惊恐的表情。画面中出现的斜织机,让我们有机会清楚地看到汉代榺的样子。它位于织布机的最高处,榺耳呈蝴蝶结形状,耳的中间是圆形,两边是对称突出的梯形齿,起制动的作用。
随着汉字演变,榺也通假为字形相近的“勝”,简化后变为“胜”。如此,“胜”的文字渊源就清楚了:作为名词,它最初指一种织机部件。
那么,胜又是如何从织机部件变为头饰的呢?在古人朴素的信仰中,人间各种技艺,都来自上天的恩赐,纺织也不例外。可能是因为纺纱织布大多由女性承担,他们便将纺织这项重要的技艺,假托到一位重量级的女神——西王母身上。西王母由此成了“纺织女神”,为了体现这种关联,古人将织机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移到了女王身上,作为她的头饰。
汉代的画像石和墓室壁画中出现的西王母,虽然形象不尽相同,但有不少都戴着一种非与织机上“胜”如出一辙的头饰。比如,山东省嘉祥县宋山东汉晚期墓画像石中,西王母端坐在宝座上,四周围绕着蟾蜍、捣药的玉兔、青鸟、羽人等；一根细长的胜轴穿过西王母的发髻,轴的两端各绑缚着一个蝴蝶结形状的胜耳,与上述“曾母投杼”画像石织机上的胜一模一样。
与图像相对应,《山海经》等古籍里也多处提到西王母佩戴一种叫做“胜”的头饰,如《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可见,戴“胜”是西王母最明显且典型的特征之一。
就这样,胜作为织机部件,一跃成为纺织女神西王母头上的饰物。
人胜彩胜,流行人间
西王母头戴的是“连胜”,由长轴加双耳组成,长度几乎与肩膀相等,重量也不轻,最重要的是,它看上去并不美观。所以出现之初,它只是一种代表神性、类似皇帝的冕旒的一种礼仪性饰物,日常生活中很少用到。同时期的画像石、壁画中的普通女子,未见有佩戴这种夸张头饰的。
但既然拥有长寿和神威的西王母如此钟爱这种头饰,人间女子断然没有不效仿的道理。于是经过一番改良之后,一种更简单、更美观的新型头饰——“华胜”开始流行了。华胜的“华”即“花”,东汉末年《释名·释首饰》说:“华,象草木华也。”《太平预览》说:“花胜,草花也。”它去掉了连胜的长轴,只取其耳,将耳的圆形部分做成花朵、齿轮、蝴蝶结等各种图案,周围的齿则被缩小或者完全去掉。
改良后的华胜成为人们喜欢的头饰。南朝时的萧纲在一首赋中说,民间的女子,喜欢在八月制作小锦囊,称为眼明囊。她们天不亮就来到草木旁,接取露珠入囊,用来擦眼,据说可以明目。这种锦囊用锦翠珠玉装饰,佩戴时“杂花胜而成疏,依步摇而相逼”,与华胜、步摇等首饰相映成趣,可见华胜已经是当时常见的头饰。
不像簪、钗等功能性首饰,华胜是专为装饰而生的,可以毫无顾忌地出现在头部任何位置。它可以插在发髻或两鬓。四川忠县涂井汉墓出土过一个妇人陶俑,头上佩戴的华胜,插在发髻正前方,中间是一朵盛开的花,两侧是叶片状的耳。同一时期的女子陶俑中,还有同时戴三四朵圆形或齿轮形华胜的,有的插在发髻上、有的贴于两鬓,看上去非常抓人眼球。还可以固定在簪、钗的一端,如《后汉书》所记:“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这是在长簪的一端,系上一朵华胜。
华胜逐渐成为一个大家族。制作材料多样,从贵重的金箔,到银箔、彩帛,再到亲民的彩色笺纸,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制作方法也很多,纺织品和硬纸可以用剪刀剪、金银箔可以用工具镂刻,还可以镶嵌珠宝、贴金叶或者翠鸟羽毛(贴翠),制成复杂典雅的华胜；按照形状、材质、颜色的不同,华胜又有人胜、彩胜、金胜、玉胜等不同名称。正因为这种多样性,华胜才能受到从宫廷到民间各个阶层的喜爱。
春天的信物
这种带有吉祥寓意的饰物,后来还被作为春天的信物,在正月的人日以及立春日等节日使用。南北朝开始,江南一带的人们就在人日制作、赠送、佩戴人胜、彩胜。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人日要制作两种“胜”,一是用彩帛、金箔制作成人形的人胜,既可粘贴在家具上、也可以作为头饰；二是制作常规形状的华胜,赠送给亲朋好友。
唐宋时期,这种风俗更盛。宫廷的迎春招待会上,人胜和彩胜是重要角色。公元710年人日,大明宫内钟鼓齐鸣、礼乐喧天,帷帐和屏风都预先贴上了人胜。唐中宗邀请群臣,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宴会。席间,他命人打开华丽的瑶筐,将彩镂人胜一一赏赐给大家。宴饮之余,见宫中曲池中的冰已开始消融、树上的梅花绽放,春色喜人,唐中宗兴致很高,又命大家作诗。李峤、沈佺期、马怀素、李适、苏颋、韦元旦等诗人纷纷提笔,在彩笺上赋诗纪念。
民间在立春、人日等节日,不分男女,都会在头上戴一两朵彩胜,表达迎春的喜悦,唐诗宋词中留下了不少记录。这年,人日恰逢立春,客居他乡的游子思念亲人,他遥望家乡的方向,怀想女眷们是否已经在钗头挂上“双彩胜”?诗人张继描写了这位旅人的心情:“人日兼春日,长怀复短怀。遥知双彩胜,并在一金钗。”
苏轼这样的中年男人也要戴上一朵。1076年初,苏轼染恙,到立春这天,已多日不曾出门。长夜孤灯,与影相伴,他发现自己的白发更多了,与头上艳丽的彩胜那样不搭。苏轼非常愁闷,于是决定邀请文安国、乔禹功等好友到家中做客,并请赵成伯代他主持酒宴。届时,他将准备一桌时令菜,虽不能饮酒,也要拄着拐杖、倚着靠几,坐在席间看朋友们举杯谈笑,自己的心情一定会大好。想到这,他不禁笑了起来,禁不住狂态复萌:“老子从来兴不浅,向隅谁有满堂欢。”又过了13年,苏轼已53岁,须发泛白但并不服老,他在与朋友的唱和诗中说:“强镊霜须簪彩胜,苍颜得酒尚能韶。”拔去白色须发,也要倔强地戴上一朵彩胜。
爱情象征
胜的形状和内涵经过了多轮演变,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也不断丰富。作为西王母的夸张头饰,它代表了神圣和权威；作为华胜、彩胜等春日信物和头饰,它代表了吉祥和美丽；后来它又作为一种祥瑞纹样“方胜”,出现在各种日常物件上,代表了同心和爱情。
方胜,由两个菱形勾心相叠而成,前一个菱形的一角位于后一个菱形的中心,反之亦然。这种相叠成双,同心相连的纹样由此有了成双成对、永结同心的寓意,成为爱情的象征。
从元代开始,以至明清,方胜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生活中。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在一张花笺上题诗一首,然后叠成方胜的形状,请红娘转交崔莺莺:“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方胜信笺,在这里就是爱意的表达。明代汤显祖的《紫箫记》中有:“捺香方胜同心记,对星河长久夫妻,从今后岁岁相缠五色丝。”方胜也是永恒爱情的见证。清代人常用一种原产自四川的彩色花笺,称为蜀笺或蛮笺,在上面写信之后叠成方胜形状寄给朋友或家人,此时,它代表的是亲情,如缪珠荪在《偷声木兰花 家书不尽》词中写道:“临书先恨蛮笺小,未及书成愁又绕。”“长言不及相思字,方胜叠成愁半纸。”
除了折纸,方胜纹样还被绣到布料上做成衣服,《东京梦华录》载,皇帝参观五岳庙时,随行的御龙直(仪仗人员)就“着红方胜锦袄子”；日用器物也可以做成方胜的样子,可能取其同心之意,用作新婚时的馈赠。小的有套盒、瓷盒,如明代万历方胜式彩瓷盒、清乾隆剔红方胜盒、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钱纹方胜盖盒等；大的有桌、几等,如故宫博物院藏黑漆描金山水楼阁方胜式香几,面为方胜、腿有六条,清代漆雕填福寿纹方胜形供桌等等。
最后,让我们回到戴胜。这种鸟儿和胜大有渊源,其一,胜最初是纺织机上的部件,戴胜鸟也在谷雨前后,桑叶和春蚕生长的时节,降临桑枝,提醒人们好生养蚕,为制丝做准备；其二,胜被用作“纺织女神”西王母的头饰,而戴胜头上也有羽冠,和西王母一样,显眼而华贵；其三,胜在古代是立春、人日等春天节日的信物,戴胜鸟同样在春季返回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人们带来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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