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阅涵
晨雾笼罩着地铁站台,我恍惚瞧见母亲站在老槐树下冲我招手。她的蓝布围裙兜着湿漉漉的露珠,二十岁前的每个清早,我都是循着那抹靛蓝的光,背着书包去学校。那时的石榴树才刚高过屋檐,我踩着父亲新砌的砖墙数花苞,浑然不知砖缝里还藏着离别的谶语。
故乡的春夏像泡在槐花蜜里。后窗的蝉蜕挂着露水,母亲早把槐花裹上面粉蒸成团子。我爱趴在灶台边看她揉面,蒸汽濡湿了她的鬓角,她总能一把抓住我偷吃的手。“慢点吹,别烫了嘴。”黄昏是琥珀色的,父亲在院里修三轮车,扳手敲铁皮的声儿跟蝉鸣混在一块儿,织成一张网,兜住整个童年的光阴。
十三岁那年,邻家的小满一家搬去了南方。她抱着装满玻璃弹珠的铁盒来道别,我正忙着给石榴树捉虫。“暑假回来玩!”我信誓旦旦往她手心塞了把槐花。可是次年春天,她的来信就渐渐变成了明信片,最终连明信片都消逝在蝉鸣里。母亲将风干的槐花夹在字典里说:“聚散都是要学的功课。”我不懂,只觉得字典里的花瓣比枝头的更易碎。
高中教室后窗正对铁路,绿皮火车穿过油菜花田时,总有细碎的金黄粘在玻璃上。我开始习惯在早读时数经过的列车,一节节铁皮车厢载着晨雾驶向远方。母亲与父亲的白发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悄然攀上鬓角的,他们弓背的弧度越来越像被雪压弯的竹枝。某个梅雨清晨,我在家里工具箱发现一张泛黄的火车时刻表,密密麻麻的铅笔记号像某种无声的预兆。
真正撕开离别封条的,是那张烫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连夜赶制的新被褥散发着樟脑香,针脚密得能兜住月光。她将晒干的槐花装进玻璃罐,说想家时就泡水喝。临行前夜,家人默默往我行李箱塞了把修车用的扳手,“大城市铁东西多,用得着。”站台上,他们的身影被晨雾洇成水墨画,列车启动的刹那,母亲追着车窗抛来一袋还冒着热气的槐花团子。
如今我栖身的城市没有会开白花的槐树。办公室的绿萝在恒温空调里四季常青,地铁口总有人捧着永远不会凉的咖啡匆匆掠过。某个加班的深夜,显示屏的蓝光里突然浮现母亲梳头的场景——牛角梳卡在打结的发梢,梳齿间缠绕着落发与时光。视频通话时,她总把镜头对准院子里愈发茂盛的石榴树:“今年结了四十三个果,等你回来怕是都要熟透了”。
地铁穿过隧道时,窗玻璃上映出无数张相似的面孔。某个恍惚的瞬间,我似乎看见十五岁的自己正在站台另一侧奔跑,书包里装着沾满泥土的石榴花。自己不会知道十年后的清晨要在电子闹铃中苏醒,不会明白槐花蜜里裹着多少欲说还休的牵挂。但此刻我忽然读懂家人塞进行李箱的扳手——它始终安静地躺在储物柜深处,像件古老的信物,提醒我所有离别都是为了修补更漫长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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