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技艺让文物“说话”
何为“拓”?
“以碑刻石刻为母本的拓片制作技艺是为了保存文字图案而诞生的传统技艺,所拓印的碑帖是古代学习书法的重要工具,也可以说这是一项可以让文物‘说话’的老手艺。”在孔府后侧的曲阜碑帖拓制基地,周龙涛穿梭于众多石碑之间流连忘返。
作为我国一门古老的“传真”技艺,拓片制作技艺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与打磨,在历史考证、书法艺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留下众多珍贵的资料。而曲阜碑拓技艺主要应用于书法类碑刻作品的拓制,因独创的擦拓技法,能最大程度还原书法作品的形态和神韵,具有极高艺术价值。
“擦拓时,我们要将毡卷下端切齐烙平,把湿纸铺在碑石上,用棕刷拂平并用力刷,使纸紧覆凹处,再用鬃制打刷有顺序地砸一遍。”只见周龙涛手拿细毛毡卷成的擦子不断地揉擦,石碑上方的纸面字体逐渐清晰,一幅“会说话”的碑帖拓片作品初具雏形。
拓制看似简单,真正做好需要一定的功夫。“在上墨环节,如果墨太多了会浸透宣纸,从而污染了石碑。上墨的量不够,又很难将器物上的信息准确拓下来。”谈话间,周龙涛将手中的棕刷换成木锤涂敲,刹那间,碑石上一些细微之处显现宣纸之上,清晰明了。
传统技艺的“前世今生”
除了独创拓制技法之外,“曲阜碑拓技艺”的金字招牌更源于当地得天独厚的碑帖资源。
据当地文物部门统计,在孔府、孔庙、孔林、颜庙、周公庙、少昊陵、孟母林等处,存有自西汉以来历代碑刻5000余块。其中最大的重数百吨,高16米余；最小的仅10厘米长。年代从西汉、东汉、曹魏、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宋、金、元、明、清至民国时期。
“正因曲阜碑拓技艺有着辉煌的‘前世’,所以我们不能将这份老手艺丢了。”话语间,周龙涛的语气充满了五味杂陈。出于文物的有效保护,在石刻文物上施展碑拓技艺已不符合要求。如何在保护碑刻石刻文物的同时,又能将碑拓技艺传承下去,引发了周龙涛和传承人们的思考。“我们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碑帖拓制艺人,在继承碑帖拓制技术的同时,采用复碑不断发掘传统拓制技术,目前已延续了6代拓片制作技艺传承人。”
“这是我们基地的拓片制作教学培训室,与很多地方不同,我们一般是对学校教师、博物馆、文化馆等场地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这不,我现在正准备拓片培训的课程。”在曲阜三孔碑帖拓制基地,周龙涛的大徒弟马长君正忙碌着。
马长君介绍,作为拓片制作技艺传承人,不再仅限于拓片的生产制作,更多的是教学培训。“近年来,随着中国曲阜孔子研学旅游节、曲阜百姓儒学节等活动的举办,曲阜研学游挺火。现场拓片制作技艺成为研学必备的一环。”马长君说,曲阜各研学旅游基地都在推拜师礼、成人礼、开笔礼等传统技艺基础上,拓片制作体验受到中外游客、师生们的喜爱。
曲阜以文化“两创”为抓手,精心培育“文创产品、夜经济、孔府菜、研学游”四大新业态。其中拓片作为曲阜“三宝”之一获得游客的关注。“我们在景区设立碑帖销售店进行文创产品的销售,有适合临帖的册页型、手卷型的字帖,也有印刷体、印刷本等样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对这些碑拓文创产品产生极大的兴趣。”周龙涛说。
易雪 通讯员 孔大儒 曹楠
曲阜碑刻资源丰富,存有自西汉以来历代碑刻5000余块,其中汉碑数量居全国之首,丰富的碑刻资源,造就“曲阜碑拓技艺”的金字招牌,也使曲阜一度成为与西安齐名的两大碑帖集散地之一。
随着毛笔应用减少、文物保护等原因,碑拓技艺开始“小众”起来。曲阜碑拓技艺的传承人们没有因小失“大”,采用复碑方式打造模板、发掘传统拓制技术、发展曲阜独创“擦拓”制作技法、开发拓片文创产品等,在文化“两创”进程中,将这个复刻历史的老手艺“破土新生”,第四代曲阜碑拓技艺传承人周龙涛就是其中一员。
周龙涛在展示碑拓技艺。
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
“居安思危”出自《尚书》。“《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春秋时期,晋国为达到与楚国争霸天下的政治目的,晋悼公听取大夫魏绛联合其他诸侯国对抗楚国的建议,八年9次召集各诸侯会盟,一时间称霸诸侯。郑国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晋国联合其他诸侯国讨伐郑国,郑国归顺且送给晋国大批礼物。悼公将礼物分赠给魏绛,魏绛引用《尚书》的话规劝悼公,提醒悼公要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注意做好防备,做到有备无患。
“未雨绸缪”出自《诗经·豳风·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讲的是一只孤弱无助的母鸟遇到幼鸟被掠去的祸患与伤痛,鼓起勇气、振奋精神,趁天未下雨就赶快修缮窝巢,以应对将来的暴风雨。
这两则故事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蕴含着治国理政的丰富哲理与政治智慧:国家安定,要居安思危；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挑战,要未雨绸缪,做到防患于未然。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精神特质。它产生于殷周之际,发展于春秋战国,秦汉以来不断丰富并应用于政治实践。《周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羑里而作《周易》,说明处在殷衰周兴之际的周文王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儒、道、墨等学派的思想家对时政都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如孔子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子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墨子的“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等等。秦汉以来,针对国家兴衰、社会治乱、民心向背等重要政治问题,西汉董仲舒将“思患而豫防”作为治国爱民的首要条件,陈寿强调“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唐代魏征认为“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北宋欧阳修主张“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清代魏源指出“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等。这种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不断发展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淬炼出的生存智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思想法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曾遇到无数的困难与挑战,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忧患和担当意识。他们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开创出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如唐太宗常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忧患意识,不断革除弊政,开创了“贞观之治”。又如,范仲淹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表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意识,发起了“庆历新政”。中华民族正是凭借浓厚的忧患意识,才一次次应对了艰难险阻、渡过了激流险滩,历经沧桑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责任,更是担当。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面对人民、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困境和危难,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如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呐喊,教育弟子“当仁不让于师”,追求“杀身以成仁”的人生境界。再如,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认为天下士人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做到“舍生取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人生境界与价值追求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塑造了像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历史人物的强烈责任感与勇于担当的精神。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理性自觉,更是超前防备。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中庸》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里“豫”即预测、预备、预防之意,是对事情发展的预判与理性自觉,更是对危机或风险的预防与超前防备。古人云:“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有智慧的人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中,始终保持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做到备豫不虞。如欧阳修通过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盛衰的转变论述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治国道理,提醒为政者要有安危存亡的理性自觉,不要骄傲自满。又如,清代诗人黄景仁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就用“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诗句描写了“康乾盛世”下的潜在危机。遗憾的是大清帝国没有觉醒,结果陷入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和灾难。
只有坚持从战略上做到居安思危、勇于担当,从战术上做到未雨绸缪、超前防备,发扬伟大斗争精神,切实把握历史主动,才能积极有效应对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进而谱写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孔祥安,孔子研究院传承发展部部长、研究员)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