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桑与多吉
2014年09月1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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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默
到林芝走下飞机,巴桑已经手捧哈达在候机厅迎接我们了。他是我们此次山东作家交流采风的随行导游,也是我们进入西藏正式接触的第一位藏胞。
他坐在我前排。我与他攀谈起来,了解了他的大致情况。他今年31岁,19岁考入西藏大学历史系,攻读佛教研究专业,会说藏、汉、尼泊尔、德语。他毕业后先是在毗邻尼泊尔的扎木口岸做翻译,后转行干导游,至今快6年了。每年4至10月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他接团队,也带中外散客,足迹遍及川藏沿线。11月到次年的3月,西藏进入冬天,游客稀少,他无事可做,就待在家里,陪伴阿妈、妻子和女儿。他早年丧父,阿妈一人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他兄妹三人。他的妻子来自日喀则,负责在家中照顾阿妈和女儿。他的女儿叫格桑次仁(意为“幸福宝贝”),刚满5岁,女儿满月后就被他们背去了寺庙。他们一家每天都要做祷告,早餐必定以糌粑和酥油茶为主。
听了这些,我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个继承了藏族传统文化、有自己坚定的宗教信仰、保持着较为纯粹的藏式生活习惯的藏胞。
现在想起巴桑,有两件事叫我印象深刻,一件是我们翻越5013米的米拉山口后,本想在沿途半山坡上的一户游牧藏胞家中做次家访。待我们下了车,了解到这户藏胞家中只有一位老阿妈领着三个孩子,她的儿子和儿媳都去放牧了。我们不便打扰,失望地转身离开时,一条大黑狗狂吠着凶狠地扑了上来,同行的一位作家慌忙上车躲避,不小心腿磕上了车门。这时巴桑冲着那狗用藏语怒吼了一声,它仿佛听得懂似的,乖乖地止步,夹尾退回了。还有一件是我们从拉萨驱车游览完纳木错返回途中,在一个小镇停车如厕,我看到公路边卧着两头披红挂绿的白牦牛,顺手端起相机对准它们拍了一张。不料恰好中了个别藏胞布下的“陷阱”,先是一个藏族少年从斜刺里冲了出来,说我拍了他的牛,向我索要钱。紧接着几个藏族青年也蜂拥上来,异口同声地帮那少年要钱。我一贯讨厌这类挖空心思地布好“饵料”、躲在旁边专等游人上钩的“陷阱”,如果想收钱,就该立一块牌子在牦牛身旁,上面书以明码标价,愿拍者交钱拍照,如此以牛为“饵”设下“陷阱”,实在有欺骗和讹诈之嫌。我一边和他们理论,一边退上了车。他们不甘心,要上车找我。巴桑起身用藏语说了句话,他们放弃了上车,又去守望下一个目标了。至于巴桑跟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一直没问他,也许就是规劝之类的话。
通过这两件事,我总结出,巴桑虽然像我们一样说汉话,也吃汉饭,但他的本质仍旧属于他的民族、他的宗教、他的文化。在西藏广袤的大地上,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归属与认同,让他无论到哪儿都能够像纳木错中一尾自由的鱼儿,欢畅地游弋在人群中,即使是面对一条陌生的狗。
在纳木错畔,巴桑陪着我一个人“转湖”,我问他:你怎么不再要一个男孩?他腼腆地笑了,露出一口白如瓷片的牙齿,告诉我他的爱人已经怀孕了,很快就要生了,他希望是个男孩。不少藏胞家庭像汉族一样,也喜欢并盼望着男孩,这从他们给自己女儿起的名字中就能反映出来,譬如许多女性的名字中都有“普赤”,意为“招弟”。
在以盛产土豆而著称的南木林县艾玛乡山巴村,我们进村访问了一户藏胞。抬头便看到她家的门头上摆着三副牦牛头骨,进入宽敞的院内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楼下喂着牲口,楼上住人。沿着楼梯上去,迎面是一台展开两片光板的太阳能灶,灶头上坐着烧得漆黑的水壶；织了半匹布的老式木制织布机,机旁散乱地丢着梭子。进屋是传统的藏式橱柜,看上去古旧的盛酥油茶的器皿,藏文报纸上晾晒着奶渣。家中只有婆媳俩,男主人去拉萨卖土豆了。老阿妈进进出出忙碌着,一会儿为我们捧上了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在南木林县电视台藏族女记者的翻译下,我们了解了她们和村里其他人的生活情况,她们生活得还不错,在村里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不溜户。在家中,在屋外的阳台上,我们分别与她们婆媳俩合影。媳妇开始有点羞涩,两只手紧张地绞到一起,慢慢地就放开了,变得大方自然起来。倒是她的婆婆,似乎经过了许多世面,始终一副平静安详的表情,含笑看着我们,仿佛我们不是客人,而是远方来的她的亲人们。媳妇与婆婆并肩站在阳光下,与我们逐一合影,红彤彤的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意,这是一种不装不做的笑,是从内心开出的格桑花。
送我们出门时,卧在一旁的狗猛地起身,扑上来冲着我们吼叫,她一个箭步上前,挡在了狗的前面。她是怕狗伤害到我们,挺身而出替我们挡住了狗。
我们浑身温暖地记住了这个难忘的细节,记住了她善良柔软的心灵,也记住了她的名字:多吉普赤。
(本文作者为青年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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