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庭  六家拥有特级、一级施工资质的施工企业，共同承建总投资8亿元的青海最大拆迁移民安置工程———康川新城。然而，工程未毕，六家“大企业”都盖出了“问题房”。据报道，在这些保障房的建设中，为抢工期而忽视质量、投入不足，省钱干活、招人把关不严的现象屡屡出现。尽管这些参与保障房建设的企业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可这些企业也盖出了“问题房”。(新华网5月23日)

    优质企业为何也不靠谱？施工无良、监管不力、责任追究不到位等再次成为罪魁祸首。青海省社科院副院长苏海红就说，监管体系不完善，是造成保障房没保障的主要因素。最后，专家开出了“药方”：要完善住宅楼建设监管，从立法上明确住房质量标准，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监管队伍建设等等。

    这些建议很中肯，但却并不中用。企业作为“理性人”，规模再大、级别再高，他的最终目标仍是逐利。理性人总是在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作为理性人行为的约束条件———制度———它的可实施性必须以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大企业”之所以愿盖保障房，显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政府监管作为现实约束条件，其可实施性却时刻面临着被化解的危险。“政府监管”作为一种外在的压力，在对企业实施监督的过程中，不仅存在信息不对称，也有被企业俘获，而沦为利益共同体的可能。

    “没有什么我不能摆平的”，在我看来，这或许是那些大企业在保障房建设中，敢冒风险偷工减料、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底牌。

    一件商品要保证质量，有两方面的激励机制，一是政府行政监管，二是市场机制。在我国，各种质量标准、专业机构事实上已经有了完整的建制，但在现实中，却总是被潜规则的力量一一抵销。公权的不力，在于私权的不张。尽管我们十分强调监管，十分强调标准和监督体系，却对产品最终的使用者———消费者的权利毫不关心。就拿这个保障房来说吧，如果有足够的空间让保障房的居住者有足够权力保护自己，能让他们在面对“大企业”的强权时，不用连年上访，不用血和泪，就可以轻易地让这些无良企业名誉扫地、血本无归，恐怕这些大企业在工程建设时，就得好好掂量一下了。

    另外，保障房这个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保障房作为一种福利性质的住房，本质是一种“行政分配”，是一种“砖头补贴”，即将国家的福利补贴在砖头上。显然，这种补贴很容易在“转移支付”的过程中遭到掠夺。一方面，保障房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保障”了一些不用保障的人，比如，在保障房的申购中，往往许多不符合条件者，甚至有不少富豪在其中混水摸鱼。

    另一方面，保障房作为一种限价商品房，是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当建设单位不能在价格上下功夫的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建设单位就有可能在建筑工程质量上下功夫，他们会为了降低成本而降低质量，从而使市场形成新的均衡。从世界各国的住房补贴来看，一般来讲，只有在住房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才会实行这种“砖头补贴”。从市场角度出发，财政补贴的作用应直接到达需要补贴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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