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会议期间受到搜查冲击的情况，周佛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到了第六晚，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了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不妙，随即散会。

    当晚十二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大致相同的记载出现在中共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

    回头说留在李公馆的李汉俊、陈公博两人，经过刚才一番折腾，刚刚松了一口气，陈公博才坐下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是巡警和密探杀“回马枪”。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包惠僧。然而，会议还没有结束，各项预定的议程没有完成，会场已经暴露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在李公馆继续召开会议肯定是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到哪里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呢？代表们为了这个问题，真是绞尽脑汁。这个地方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离这里还要近一些，可以用一整天时间来结束会议。大家首先想到了杭州，因为不少代表都到过杭州。

    有代表建议到杭州西湖租一条游船，边游湖边开会，可以避免惹人注意，而且乘坐沪杭铁路的火车也比较方便。但是，大家又担心西湖游人多眼睛杂，不很安全，同时也嫌到杭州路程远，费时多。正在大家犹豫之际，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听代表们发表意见的王会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她建议代表们到她家乡嘉兴的南湖去开会。王会悟的建议引起了代表们的重视，比较杭州西湖，南湖是更好的选择。会议不便拖延，大家一致认为就选定去嘉兴南湖，并且速战速决，翌日就出发。

    7月31日一早，代表们就陆续来到上海北站。到这个时候，参加会议的代表只剩下10人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已受到法国巡捕的注意，为安全起见，不便到嘉兴参加会议。李汉俊是“一大”上海会址的房主，因担心已受监视，不宜离开。何叔衡因事几日前就回了长沙。莫名其妙不肯前往的是陈公博。尽管其他代表都加以劝慰，他却坚持不与大家同行，当天晚上，他与妻子乘车去了杭州。

    陈公博遭遇凶杀案的这段经历是他自己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披露的。当时，上海的《新闻报》也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至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张姓，当赁定四层楼三十二号房间。至昨日(即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张只身步出房外，意欲他往。该旅社茶役，因其未付房金，向索。张称妇人尚在房内，当不短少。言毕，扬长而去。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三十二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可见，陈的这段叙述是真实的。至于他半途退会，是否与这个突发事件有关，从陈以后的表现来看，则不全是。事实上，没等一大结束，陈公博已经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信心。

    虽然只有10名代表了，但因有昨夜的一场虚惊，这次大家格外小心。为减少容易引起他人关注的目标，仅有的10人又特意分成两拨。第一批由王会悟带领，乘早班车先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领，乘后一班车。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两个小小团队，出入不再显眼了。

    王会悟先行到达后，先到南湖边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两间客房，作为落脚地方。安置好与她同行的几名代表后，她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酒菜3元，连小费共花8元。一切安排稳妥了，她又到车站迎接后一批代表们的到来。

    为安全保密起见，王会悟特地让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她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自己则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了把他们这一行人伪装得更像散淡的游客，她还特意准备了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