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曙  人大的本质好意应该不难让人领会，他们旨在画一幅推动教育公平的美好图景。明文规定对“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家庭实行特惠政策，成为这幅美好图景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这恰恰是“画蛇添足”的怪异之笔。

    以家庭背景论招生资格，在太多的层面上明显经不住考量。首先，所谓“三代家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并没有具体交待，这里面就留下不无滑稽的扯皮空间。且不说第一代，也且不说表亲，单以二代堂亲而言，爷爷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那么，对于眼前老二的孩子而言，该如何对他“三代家庭”有无大学生进行确认？甄别第二代家庭有无大学生，究竟要不要进行堂、表旁亲的细分？如此一来，原本“一刀切”的便捷操作诉求，就根本“切”不下来，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再者，单单拿农村孩子与农村孩子比拼，或者说拿穷人孩子与穷人孩子比拼，这样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招生举措，不仅无益于破解城乡群体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相反，却在社会个体之间制造新的不公平，比拼的结果是，这些农村孩子哪一个都伤不起。

    我们看到，人大并不是针对广大农村孩子搞招生名额慈善大派送，而是通过设定学习优秀作为前置条件，这样既保全了自我利益，又传递出鼓励个人奋斗的价值取向。那么，同样基于假设，如果出现成绩排名全校第一的学生，却因为同胞兄姐此前已经考上大学而无缘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大”———起码是一次重大机会的丧失，那将情何以堪？对于他而言，人生奋斗的意义无疑遭到了人为克扣。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他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教育公平只是社会公平的一种。消解教育不公之痼疾，并不是机械地“吃啥补啥”那么简单，而是要深入浅出、多管齐下进行“综合调理”。绝对的教育公平本身就不可能存在，大学生既不是非做不可，也不是非得挨家挨户轮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