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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1929年初夏,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发表之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但,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党踌躇满志,还不习惯别人的批评,立即有人开始了对胡适的讨伐。胡适是一个爱记日记的人,日记中也有不少报纸剪贴,这是胡适保存史料的一种习惯。翻检胡适1929年6月以后的日记,可以发现不少报纸剪贴,均为国民党方面的攻讦。半年多时间,就留存了二十多篇。
这类文字有嘲讽,有谩骂,有恫吓。理由千篇一律,即指控胡适“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对此,胡适态度不改,在年底《人权论集》的序言中明确回答:“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言论自由在胡适看来是“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由地批评国民党与孙中山是自己不能让渡的权利,此时胡适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但在这点上,他并不因为压力而让步。
在国民党的攻讦中,出力甚勤的是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长陈德征。此人是个狂热分子。该年3月公开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结果被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痛揭,因此,围剿胡适时,他是出大力、流大汗的一个。他在自己把持的《民国日报》上亲自操刀,题目就叫“匕首”,直指胡适而去。文章自称“小子”,云:“小子识浅,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有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小子比不得博士先生,懂得好人政府,懂得好人政府底约法。小子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党不是诬陷好人为坏蛋的集团。小子认以党治国之时,只有总理遗教,是国家底根本法；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反革命和反法,均当治罪……”胡适当天就把这篇文章剪贴在自己的日记中,并在其后附上一句“可怜的陈德征”。
在一片喧嚣的围攻声中,有的文章试图批判人权论的虚伪。一篇题为“有宪法才能有训政吗”的文章,称“胡先生确实太过崇拜‘天赋人权’的信念了。我们远看一点,在欧美的虚伪民权,对于人民有什么利益。胡先生到了欧美,并看见坐汽车住洋房的人们生活愉快,他们有了民权,才能国富兵强,炮舰驶到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而没有看见工厂里面做资本家奴隶的工人和殖民地里面被压迫的人民的状况。他们国家里的民权,是为特殊阶级所占了,痛苦的民众哪能占定丝毫的利益”,责问胡适“还是要把欧美式的民权搬到中国来尝试吗?”
国民党各地党部接二连三地在报纸公开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以议案形式呈请处置胡适。1929年8月25日,上海报纸报道“本市执委第四十七次常会呈请撤惩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到了9月份,事态扩大,由沪而京:先是“平市百余党员请查办前善后会议委员胡适”。然后,“津市党委请惩办胡适”,“平市六区党部请严惩胡适”,“平市党部请缉胡适”,“苏省党部呈请中央缉办无聊文人胡适”,“呈请惩办反动的胡适为本党同志之一致要求,天津市党部十二次常会决议”,而后,青岛市指导委员会亦呈请“严惩竖儒胡适”。各地联动,一时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胡适并不激怒,正如他没有为此胆怯。面对执政的国民党,胡适不是一个革命派,批判归批判,同时也不反对和它互动。《人权与约法》发表不久,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请胡适代国民党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胡适提了个方案,第一条就是召集约法会议,制定约法。在这个方案的后面,胡适写道:“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很显然,无论补还是救,胡适和他的同道,无非是希望国家走上法治轨道。
(本文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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