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流
创办于清末的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独资经营的集煤矿、铁路、轮船公司、盐业公司、炼焦厂等于一体的大型股份制公司。而时任山东军务督办的张宗昌作为流氓和无赖出身,怎么可能放过“中兴公司”这块肥肉呢?成为山东军阀没多久,张宗昌就施展他惯用的伎俩,对中兴公司进行讹诈。
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分,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氓欢欣鼓舞,纷纷前来投靠,致使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 1925年8月,张宗昌以增加军费为由,强行向中兴公司征收煤炭生产税每吨4角,并带领一万三千多人的军队进驻中兴公司,逼迫中兴公司在10日内交款28万元。当时的中兴公司年产煤炭可以达到82万吨,但是28万元也是一笔巨款。面对荷枪实弹的部队和张宗昌嚣张的气焰,万般无奈之下,中兴公司按照报销军饷的名义上缴了10万银元,这跟张宗昌的要求相差甚远。当时的中兴公司有上千人的矿井护卫队,大炮几十门,机关枪、长枪短枪上千支,这却成了张宗昌向中兴公司讹诈的主要理由。未达到目的的张宗昌以中兴矿井护卫队勾结土匪为由,收缴了矿井护卫队的全部武装。
面对张宗昌的讹诈,中兴公司要么任其宰割乖乖交出剩下的军费,要么就得找一个能镇得住他的人来协调此事。这时,中兴公司常务董事任凤苞和刚上任的驻矿经理胡希林向在天津总公司办公的总经理朱启钤汇报。这件事对朱启钤来说并非难事,其原因是:1916年11月,经民国国会议长、户部尚书、中兴公司监察人赵尔巽的介绍,张作霖拿出六万两白银做股份,入股中兴公司并以其子张学良的名义参股登记,而且朱启钤和张作霖在清末就有交往,二人关系一直甚密。1924年夏,张学良由秦皇岛来北戴河试飞法国进口的水上飞机时,亲自拜访了在北戴河避暑闲居的朱启钤,并热情邀请朱启钤全家到海边观看飞行。朱启钤的六女儿还嫁给了张作霖的三子张学铭,他们成了亲家。朱启钤把张宗昌讹诈中兴公司的事告诉张学良后,嘱托让他父亲张作霖出面干涉此事。张作霖下令干预后,张宗昌很快交还了中兴公司矿井护卫队的武装,拿着到手的十万元军饷乖乖地撤出了中兴公司。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特别是中兴公司这次遭到张宗昌的讹诈后,为了自身发展,开始大肆拉拢军阀头目作为靠山,以期达到军统庇护企业发展的目的。我们所熟知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曾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会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国民政府财政次长钱新之曾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除此之外,一些军界、商界名流,如张学良、张勋、倪嗣冲、吴炳湘、叶揆初、胡希林、陈景韩等都曾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董事。中兴公司作为民族资本企业,这么多高级军政要员持股做东,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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