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忆旧】之一
□安家正
通过他们,我对山大这些名教授知道了一鳞半爪,当然因为“代沟”——他们学富五车、声名显赫,我一个中学生只能仰视,就是他们的子女也令我自惭形秽,他们学习优异,又都心高气傲,因此彼此间也谈不上有什么亲密关系。但毕竟有各种机缘,不枉同学一场,甚至有机会越过那道篱笆,曾走进那些教授小楼,与他们的父辈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偶尔还会聆听他们的教导,所以印象十分深刻。
青岛二中在风光旖旎的青岛栈桥旁边,四层楼开窗即能把痰吐到海里。它与山东大学是近邻——透过篱笆,可以望见绿荫丛中掩映着的山大教授小楼。
1957年,我在青岛二中读高中,所以我的同学中有不少山大教授的子女:我的同桌是赵俪生的女儿赵绛；书友童觉英是童书业的女儿；班上团支部委员陆晋如是山大校长陆侃如的弟弟；领班团支部书记黄汉充是山大历史系主任黄云眉的儿子。当时不少青岛二中的教师也与山大教授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方说语文教师黄兼是山大中文系教授萧涤非的夫人；物理教师吴启垿则是山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的朋友。
赵俪生的女儿赵绛跟我同桌,首次见面,那鲜明的个性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班上的座位是按成绩排序的,我出去一趟归来,发现桌箱的文具被挪到了外侧。她见了我就以不容分辩的口气说:“我靠窗,因为我喜欢看海；你靠道,因为你喜欢到黑板上解题。”那时老师喜欢下课之前在黑板上留一道难题,下课后学生会蜂拥而上,谁能解出来是很光彩的事。赵绛功课很好,却从未见她在黑板前张扬。
赵绛总是戴着一副大框黑边眼镜,少言寡语,穿着蓝布裙子,颇像五四时代的女性,热情似火,却明显瞧不起那些“绣花枕头”,对衣着、发式之类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个“校花”指责她:“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她反问:“你凭什么让我瞧得起?少奶奶的预备军吗?”那“校花”哭了。当时的班主任尹之龙老师说:“赵绛就那个性,心直口快像她爹。”
我这才把她与赵俪生先生联系起来。1948年华北大学奉命接管清华,当时的校领导要求无论老人新人,包括双目失明、中外知名的泰斗陈寅恪都得亲自去办公处报到受审,遭到了部下赵俪生的反对,“旧教授不是战败者,用不着受降!”他举了列宁给巴甫洛夫送面包的范例,另外还加了一句:“值得校长好好学习!”此后在编译局又顶撞了院长,由此被撵出北京,到处流浪,让人扼腕不已。此类事,赵绛绝口不提,似乎她根本没有一个名教授父亲似的。
但有一次例外。历史教师曹仞千有把折扇,扇面是名人书画,扇骨是篆书雕刻。他珍爱,我艳羡,赵绛却鄙夷不屑:“二流水平,附庸风雅!”为此,她把父亲的日记拿了出来。天啊!那是一册16开的折叠式大账簿,里面又是诗,又是画,简直就是一本高水平的书画荟萃集。老实讲,那些诗,无论是旧体还是新律,我都似懂非懂,而那大写意的水墨画我更是只知美轮美奂,却说不出美在哪里,惹得赵绛嘲笑我:“浅思维,入宝山空手而归。”唯有此时,我才懂得了什么叫“才华横溢”,从此再也不敢自居“才子”了。
1957年,山大右派成堆,赵俪生却是“补”上的。起初他是不肯“鸣放”的,“鲤鱼逃脱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他用诗回答动员他的学生,因为他已经接到了兰州大学的调令。不想学生一句激将“真想不到闻一多的弟子会对现实如此冷漠”,让这“鲤鱼”一下子跳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终于中了“阳谋”,未能“不再来”,被从兰州大学揪了回来,打成了“极右”。
二十多年以后,在烟台见到了当时山大《民主墙》的主编牟迅,他证实了这件事。1957年牟迅作为“极右分子”被遣返原籍,在栖霞劳动改造了多年,仍旧锋芒毕露,一见面就来了“黑色幽默”:向他敬烟,他慌忙摆手,连称:“不敢,不敢!我是监管对象,贫下中农穷得抽‘锥子把’,我抽烟卷儿,大有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味道。”话间自然说到他的恩师赵俪生:赵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事无不可对人言,话无不可坦率讲,嫉恶如仇。最反感以势压人,命运却恰恰跟他开玩笑。
赵绛后来没有音讯了,只知道她没有考上大学,可到最后我离开青岛,她也始终高昂着头,眼中闪着狷介的光。“反对精神污染”时报纸上点了她的名,因为她发表文章对秦始皇的统一提出异议,很有点“赵氏家风”。勇于“标新立异”,我为有这样的同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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