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斌(个体工商户)
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文革”就开始了。那时印象最深的是公社搞的那些批判“牛鬼蛇神”的展览,画面上画着一本本一摞摞的书,书旁画着一个个獠牙怪兽。解说员用教鞭指着画面上的书说,那些吃人的怪兽就是从这些书里钻出来的。我似懂非懂,真有点相信那些被骂作“大毒草”的书就是洪水猛兽。
十二岁时,我随姐姐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由于那里集结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知情,对书的批判就更严重了。那时,我还没见过被批判的书,只知道那些写书的人都是“阶级敌人”,那一本本厚厚的书都是“大毒草”。那年月,谁要是看那些“大毒草”,就会被揪出来绑着游街示众,还要遭受辱骂和拳打脚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营部去看热闹,在路过垃圾堆时,发现里面有一本用白纸包着的书。拿到手一翻,见书的纸张已变黄色。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被批判的“大毒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左右环顾后见没人发现,就偷偷摸摸地把书揣进怀里。跑回家,好不容易熬到晚上钻进被窝,我像做贼似地翻开书的扉页。是《苦菜花》。那时候,即使是在家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看这类书。家的东边有一片高粱地。我一连好多天偷偷钻进高粱地里去看《苦菜花》。从此,我知道了“大毒草”中讲的都是些感人的故事。在寂静的高粱地里,我感觉那个叫冯德英的人在面对面给我讲故事。看完《苦菜花》后,我萌生一个想法:我将来也要讲故事,也要把故事写成书。
一本《苦菜花》,在我心里种下一粒种子。从此以后,我就特别留意在批判会上批判了什么书,被批到的书都成了日后我想尽办法要看到的书。渐渐地,我也能公开地看那些被批为“封资修”的书了。看“大毒草”是为了更好更深刻地批判,这就是既能看到书又不被批斗的最好说辞。俗话说孩子病一次长一次心眼儿,我是听一次批判看一次批斗就积累一点保护自己的本事。
后来,在知青堆里传开了各种各样的手抄本。那些手抄本中的故事,好像刚从泥土中钻出来,满是沁入心底的芳香。记得最深刻的是《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当时能感动人落泪的故事,如今看来也就是一般般。但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却要以手抄本的方式走地下通道。我很敬佩那些抄书的人,他们对书的渴求和求知的激情,给予我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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