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随势转
——季羡林与胡适
2014年07月3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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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
   □林建刚
  20世纪的一百年中,我们山东出现了难以计数的优秀学者。这其中,前五十年的杰出代表是傅斯年,后五十年的杰出代表则是季羡林。巧合的是,两人都跟胡适有过密切交往。而且,两人都是胡适的学生,都受到胡适的提携。傅斯年与胡适的交往,很多学者早就说过,倒是季羡林与胡适的交往,一来人们说得相对较少,二来笔者看到了一些新材料,这些材料可以让我们看出两人在时代变迁中的个性特征。
  民国时期,作为学生的季羡林,同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非常崇拜胡适。季羡林第一次见到胡适,是1932年10月13日。那是听胡适关于“文化冲突”的演讲。这一天的日记里,季羡林这样评价胡适:
  说话态度声音都好。不过,也许为时间所限,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或者也是这样罢。(季羡林《清华园日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第50页)
  此时的胡适,在季羡林心目中,虽思想略显浅薄,但依然是新思想的领袖。这一时期的季羡林,正在清华园中读书。他经常看胡适主编的《新月》,对胡适推崇有加。1933年,季羡林回到济南参观大明湖,还想起了胡适对大明湖的评价,日记中季羡林写道:
  在白天里,看大明湖的河道实在太小了,胡适之说她是一湾臭水,实在并非过苛。但是晚上在朦朦胧胧的暮霭里,看来却不甚小呢。
  由此可以看出,季羡林对胡适的诗歌也是非常熟悉的。1922年,胡适去济南参加全国教育会议,闲暇之余,胡适在朋友的引导下参观了大明湖,并写了一首关于大明湖的新诗,诗中写道:
  哪里有大明湖!
  只看见无数小湖田,
  无数芦堤,
  把一片好湖光,
  划分得七零八落!
  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
  让游人把眼界放宽,
  超过这许多芦堤柳岸,
  超过这种种此疆彼界,
  依然还我一个大明湖。
  上世纪30年代,季羡林虽然识得胡适之,但胡适并不认识季羡林。两人真正认识,源于陈寅恪的推荐。1945年,从德国拿到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季羡林,听闻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在英国治疗眼疾,于是写信将自己这几年的求学经历告诉了他。得知季羡林的情形后,陈寅恪将季羡林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此后,随着胡适从美归来,傅斯年很快卸任北大代理校长一职,胡适成为北大校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季羡林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从副教授升格为教授,并且成了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与胡适对他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采取无为而治的治校方针,凡事皆放权。他让季羡林接待师觉月博士一事就典型体现了胡适的办事风格。据季羡林回忆: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
  除此之外,季羡林还介入了胡适与陈垣的学术争论。当胡适与陈垣就“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季羡林通过他所掌握的吐火罗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让胡适对他刮目相看。此外,季羡林还将他写的《列子与佛典》一文呈胡适指正。在给季羡林的回信中,胡适写道:“《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对季羡林治学的严谨,胡适印象深刻,上世纪50年代胡适到台湾后,还对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园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虽然这一时期两人有过多次交往,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在1948年底天地玄黄之际,两人在去留的问题上并不一致。胡适选择了离开,而季羡林则选择了留下。对此,季羡林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回忆说:
  1948年秋天,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6-7页)
  对胡适的走,季羡林是很不以为然的。据罗荣渠在他的日记《北大岁月》中记载,得到胡适离开的消息,季羡林曾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29页)
  原本对胡适尊敬有加的季羡林,此时却认定胡适应该明正典刑。短短几天之内,季羡林似乎对胡适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因何在?这可能与当时局势的变化有关,国共内战的局势已经日益明朗化,国民党要败退了,一个新的政权即将开始,而在新政权之下,胡适已经不吃香了。  
  说起来,1949年之后的季羡林,特殊时期除外,多数时候,季羡林的日子还是相对好过的。当然,如果我们不苛责前贤,在对待胡适的问题上,季羡林似乎还是守住了他的人生底线。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运动中,受过胡适提携的季羡林保持了可贵的沉默。当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时,季羡林开始为胡适辩诬。他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为胡适之说几句话》体现了他的学术勇气与人格良知。到了新世纪,季羡林更是多次提到胡适对他的帮助,他还担任了《胡适全集》的主编,并为此写了一万七千字的总序,从这个意义来讲,季羡林值得人们尊敬。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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