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算盘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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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算盘

2014年09月1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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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修梅

　　父亲走了。但,父亲用过的算盘,仍挂在老屋土炕旁边的墙上。
　　每每回到老屋,看见父亲用心血和汗水洗亮的算盘,便看到父亲操劳的一生。
　　听奶奶讲,爷爷过世早,父亲兄弟三人,排行老三。大伯18岁便下了关东,音信全无；二伯被土匪抢劫杀害,父亲只念了一年半私塾,就辍学种地,以后靠自学练就了打算盘的功夫,并能书写一手漂亮的字。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便算是有文化的人了。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父亲便当上了第二生产队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此,算盘与账本,便成了父亲的伙伴。
　　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大锅饭、平均分配,无论是收入还是口粮,全部按人头分配。比如夏季分小麦,先算出总产量,除去公粮、种子,余者按人分配,有多少称多少。我们那儿是山区,小麦产量低,每人每年只能分二三十斤小麦。其实不光小麦,所有口粮、蔬菜、花生(油料)统统平均分配,于是父亲的算盘一年到头响个不停。
　　生产队的会计不光管账,夏秋两季,全靠在场院上,扒玉米、摘花生、晒小麦、分口粮、交公粮、晒种子、入库,父亲忙得团团转,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俗语说:三春不如一秋忙,一秋不如麦上场。当时没有收割机、脱谷机,割完小麦,全靠肩挑人抬、牲畜驮。运到场院用铡刀铡下麦穗再晒干,用牲口拉着碌碡转圈,进行脱粒。傍晚,还要把脱好的粒进行扬场。利用风向让麦糠和麦粒分离,反复几次才能将麦粒脱净,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山区的田地离家远,最远的离家七八里。到秋天分口粮时,有时在场院分,有时在田间地头分,无论在哪里,父亲都得寸步不离。粮食分到哪里,父亲的算盘就响到哪里。当时,生活困难,每一斤粮食都显得异常重要,分配一定要公平。分玉米和地瓜时,有的长得大,有的长得小,就要把大小掺和在一起,再按户进行分配,尽可能平均公平一点。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有70户人家,人多事多。秋季场院忙完后,就开始摘花生,每天晚上干到深夜,直到飘清雪,花生才能摘完,这期间,父亲每晚就宿在场院的窝棚里。
　　每到年底,是父亲最忙碌的时候。社员劳动一年,能收入多少、或欠生产队多少,都眼巴巴地等着结果。这一个月的时间,昏暗的煤油灯光和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响伴随着父亲熬过一夜又一夜。直到百姓们开支,父亲才能舒一口长气。父亲干了几十年的会计,从来未占过集体一点儿便宜。当时,虽说家人们吃喝不饱,父亲却没有拿一粒粮食回家。
　　事过境迁,父亲和他的算盘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那个年代,父亲用手中的算盘,算出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算出了战胜各种艰难的决心和力量。
　　父亲用手中的算盘,弹拨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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