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不情为伦纪”
2014年12月0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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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辉
  我注意到,近十年来,关于古代的“二十四孝”频起争议,至今不绝。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些争议本身就告诉我们:“二十四孝”是一笔必须谨慎对待的精神遗产。
  中国人自古喜谈道德,说得学术化一点,叫“泛道德主义”,把道德挂在嘴边,这也道德,那也道德。于是中国成了一个“道德义士”和“道德佳话”几近泛滥的国度。要命的是,我们几千年来津津乐道的很多“道德佳话”往往有违“人情之常”。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堂皇地被写入“正史”的,但细究起来,就颇为可疑,因为这太有违人情。所以我上大学时的一位老师曾就此揶揄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都是晚上偷偷地跑回来。”
  鲁迅当年痛诋“二十四孝”的故事,也是因为这些宣扬“孝亲”的故事太有违正常的人情。“黄香扇枕”、“子路负米”尚称可学,但条件也是小孩子能“扇”得动,“负”得动;“陆绩怀橘”讲的是三国时陆绩在袁术的宴会上偷橘子“归以遗母”。这似乎也不难,当然前提是有阔人请我等吃饭;“哭竹生笋”就可疑:“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如是狠毒之后母姑且不论,鲁迅说“怕我的精诚未必能够感动天地”;至于“卧冰求鲤”,大冷的天,为了后母能喝上鱼汤,脱去衣服睡到冰上,准备用体温化冰捉鱼,可就有性命之虞了。到了“郭巨埋儿”,说的是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竟埋此子。这样的“孝亲”故事已经让少年鲁迅“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且“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历朝历代所以宣称“圣朝以孝治天下”,无非是由“孝亲”可以推演出“忠君”、“体国”。中国的很多道德原则看似对等,其实是有差等的,所谓“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侧重者在“臣忠”、“子孝”、“弟恭”,且“弟恭”、“子孝”、“臣忠”构成一个层层推演、累积的伦理系统。因为弟弟要尊敬、爱戴兄长,儿子要服从、孝顺父亲,所以,臣子自然应该对君主尽忠。可见,“二十四孝”故事背后的推手正是古代的皇权专制主义,其目的并不是要培养“孝子”,而是“忠臣”。曹操以“非孝”的罪名杀了孔融,所谓“非孝”,只不过是“欲加之罪”的借口罢了,说到底,曹操又哪里算是什么忠臣孝子!  
  道德滑坡或谓“道德血液”的败坏,是任谁都无法为我们这个时代开脱的,但道德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全靠“讲道德”。这里还是让我们来重温当年胡适的教诲吧:“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胡适的很多话即使今天听来依然是振聋发聩,此亦是一例。
  作为“传统经典阅读”活动的“节目”之一,女儿的学校让家长给每个学生准备古代的蒙学读本《幼学琼林》,我随手翻看之余不免大惊失色。这里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夫妇”一门,有“杀妻求将,吴起何其忍心;蒸梨出妻,曾子善全孝道”。前句谓吴起为了能当上讨伐齐国的鲁军主将,竟杀死自己的齐国籍妻子以消除鲁人的怀疑;后句谓孔子的学生曾参因为妻子蒸梨不熟,其母不肯吃,就休掉了妻子。吴起是武人,刻毒一点也就罢了,且对吴起的“杀妻求将”,《琼林》的态度尚称暧昧;曾子的“蒸梨出妻”,《琼林》是明确赞其“善全孝道”的。而曾子可是“行为世范”的大贤,如此刻戾寡恩,如若不是后人杜撰,我就难免欲骂一声——这样的人简直就不配有妻!此类故事和“二十四孝”里的“老莱娱亲”等正是一类,“将肉麻当有趣,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鲁迅说得何其痛快!
  谁都不能说“弘扬传统”有错,但“弘扬传统”往往被弄到乌烟瘴气的田地,却是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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