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抗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在航运领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三大民营航运企业:虞洽卿的上海三北轮船公司、卢作孚的重庆民生实业公司和张本政的北方政记轮船公司。其中张本政的北方政记轮船公司在当时的华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都是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在其鼎盛时期,政记轮船公司与曾是李鸿章筹办的轮船招商局齐名,有“南招商,北政记”之说,甚至“就海运而言,以政记轮船为最”,被称为“中华海上王”。政记轮船公司的发迹地,以及其后长期重要的航运基地,则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烟台。
政记轮船公司的创始人张本政,字德纯,祖籍山东文登,清同治四年(1865)出生于旅顺北师营寺儿沟。张本政小时候,因家境贫寒,读了四年私塾后,就开始学徒做起了小生意。
张本政的命运在1894年发生了转机。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本政结识了以经商为掩护的日本特务高桥腾兵卫,在高桥于旅顺口所开设的“酒保”里打工,因为张本政的精明,逐渐被高桥所看重。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俄、德、法三国为保护自己在中国的侵略利益,阻止日本势力的极度扩张,发起了三国还辽事件,日军被迫撤出辽东半岛。于是,张本政随同高桥前往日军占领下的威海,1897年后,又随同高桥迁往烟台。这一时期,烟台作为中国北方重要开埠口岸,城市规模快速发展,区域工商业中心地位逐渐凸显,对外贸易突飞猛进。在这一背景下,张本政看到经营海运有利可图,便跟随一个叫梶原的日本人学习贸易和船舶事务,在烟台的德合洋行担任买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本政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租了两艘日本轮船“贯致丸”和“宇和岛凡”,专驶烟台—大连—大东沟一线从事海上运输。因为有日本人做靠山,进一步扩大了德合洋行的规模,并逐渐积累起资金。1902年,德合洋行兑给了张本政,张本政将德合洋行改名为政记轮船公司,从此开始独立经营海运业。
烟台政记轮船公司虽然在1902年成立,但当时也仅仅是租借了几艘小吨位轮船,从事沿黄渤海城市之间的一些运输业务,公司规模并不大。但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张本政通过投靠日本人,大发战争横财,政记轮船公司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因为与日本人的特殊关系,日俄战争期间,张本政以经商为掩护,频频来往于烟台、大连之间,帮助日本人刺探沙俄在大连的政治、军事情报,由于他的活动过于频繁,被沙俄殖民当局发觉,张本政被迫从大连老虎滩逃走。同时,在战争期间,他还多次利用政记轮船公司的船只,为日本军队运送人员及军需物资。
政记轮船公司的文件中曾记载,在1904年至1905年战争期间,政记轮船公司曾多次将所租船只由威海卫经海洋岛驶往大连,办理客货运输等事。而实际情况是,在日俄战争期间,海洋岛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停泊地,大连港是侵入我国东北的日本满洲军队的兵站基地,所谓办理“客货运输等事”,就是为日本侵略军运输人员、军火、粮食、燃料等军需物资。就这样,日俄战争之后,张本政进一步取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信任,在日本侵略当局的羽翼之下,张本政成了一个著名的战争暴发户,政记轮船公司规模快速膨胀,航运事业蒸蒸日上。
此后,政记轮船公司开始迅速扩张,在合资公司成立后不久,张本政就购买了一艘吨位超过3000吨的英国轮船,命名为“胜利轮”。据记载,仅在1910年一年中,张本政就从日本原田造船所、辰马汽船会社、东京湾汽船会社、永田造船所、共同造船所等企业租到蓬莱丸、日进丸、永田丸、锦龙丸、扶桑丸等轮,以经营航务,并向清政府邮传部注册领照。次年,政记轮船公司又“增资本八万元,添购广利船一艘”。至1912年,政记公司又增加资本到30万元,在当时华商轮船航运业中,已是颇具规模的企业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因战事拖累无暇东顾,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在航运业也是如此,因为交战国纷纷征调、租贷本国和中立国的船只调往西方投入战争,我国沿海航运一时出现了空白,这为政记轮船公司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政记轮船公司抓住机遇迅速扩张,在整个战争期间,政记公司平均每年购进轮船三四艘。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政记公司“获利颇厚,添置多轮,经营南、北洋、日本、朝鲜航线”。
经过多年积累,至1920年政记轮船公司已有轮船15艘,总吨位1.5万吨左右,已成为一家颇有规模的轮船企业。为了进一步筹集资金,开拓航运业务,壮大公司实力,1920年4月,张本政将政记轮船合资无限公司改组为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抗战爆发后,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政府“密电各船商,将所有海轮,驶入长江,其有不能或不及驶入者,则往香港或其他海口。”以此避免资敌。此时政记轮船公司停泊在东北港口的不过七八艘船,大部分船只尚在东部及东南沿海,如果张本政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汇入全国抗日洪流,最多也就损失这几艘轮船而已。但张本政在生与死、国家与个人利益的选择上迷失了自己,为讨好日本人,巩固自己和本公司的地位,置本国政府的电令于不顾,竟然答应日本政府租用政记公司全部船只的要求,将全部轮船调集大连,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侵略军运送军火物资,暴露出张本政甘做鹰犬,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买办性质,死心塌地走上了卖国求荣的道路。
随着张本政的投敌叛国,号称“北方航运巨霸”的政记轮船公司早已荡然无存。回顾政记轮船公司的历史,不禁使人扼腕叹息。在今天烟台山下的广东街北首与顺泰街的连接处,有一座砖石结构的四合院式二层楼房,占地1500余平方米,内为环形连廊,歇山灰瓦屋顶,提拉式窗户,圆拱形大门面向西北,具有中西合璧风格。虽然已显衰败,但风貌依旧,在早已衰落的商业街上寥落地存在着,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就是烟台政记轮船公司的旧址。鉴于政记轮船公司的历史影响和其旧址的建筑价值,目前这座小楼已被列入烟台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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