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命的历程都构成了命运,甚或命运即历史,但在中国的历史中,没有哪一个时代会像路遥笔下的时代一样,令人如此热切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不止是一种生活的奋斗,它成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号召,一种热烈的情绪,它全然不是哪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族群、整个国家的激烈涌动……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同时谱写了时代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
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平凡的生命也可以异彩纷呈,一个平凡的世界也可以波澜壮阔。
□李北山
路遥曾经回忆他的文学教父柳青对他的一次谈话。柳青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而他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这成为路遥在《人生》之后创作《平凡的世界》的一大动力。但路遥笔下的故事不是关于黄土地的,是关于时代的,是关于这个时代所有地方的中国人的故事。《白鹿原》才是关于这片土地的史诗,陈忠实在时间的变迁中触摸到这片黄土地的灵魂和悸动,写出了一部民族的秘史。路遥的笔下是关于逃离和出走的故事,逃离这片黄土,走出历史的宿命。他只是在这片黄土地上感知时代的脉动,书写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
路遥出身卑微,他七岁时被过继给伯父,养母靠乞讨供养他上中学。少年苦难屈辱的阴影注定要产生一种无法适应周围环境的自卑,他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由于“文革”的爆发,他惟一的出路就是回乡当个农民。有研究者认为,路遥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况下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路遥从事创作的动机也有很强的功利性,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意识远远强于对文学的爱好。文学更多的是一块改变身份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跳板,他试图用文学打拼出一条人生新道路。”由于在创作上的突出表现,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从此彻底改变了农民身份,真正进入了城市。1976年8月,路遥离开延安大学,担任文学期刊《延河》编辑,文学真正成为了他的宿命。
路遥就是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改变命运的动机下开始写作的。他对政治始终满怀热忱。据说路遥“文革”结束后在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期间,在文联大院里进进出出,勇猛而好战,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贾平凹评价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他关心别人,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儿女情长感情脆弱内心寂寞。”贾平凹曾写道,“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路遥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人,文学或许还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但他干什么都会干成,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1981年6月,不到三十二岁的路遥,用了二十一个昼夜创作完成了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他坚信并预言: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彻底失败。最终《人生》奠定了路遥在文坛的地位。几代青年人在高加林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评论界普遍认为路遥无法再写出超越《人生》的作品。但路遥并不这么认为,他要写出一本令自己感动的“规模最大的书”。“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然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二十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我的心不由为此而战栗。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贾平凹评述路遥:“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之后,路遥没有赢得掌声与喝彩。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是路遥的挚友,据他回忆:“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据说这次研讨会后,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回到西安,他跪倒在柳青墓前放声大哭。路遥对白描说他要继续写下去,写第二部,写第三部。他在后来的创作笔记《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题旨所在。正如一个农民春种夏耘。到头一场灾害颗粒无收,他也不会为此而将劳动永远束之高阁；他第二年仍然会心平气静去春种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正如有评论家所言:“在贫瘠土地上出生的孩子的内心,需要一种崇高的、悲剧性、毁灭性的力量,照亮和燃烧自己。”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编辑要求他在6月1日之前,交第三部的成稿。当他按约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第三部小说稿时,那里已经堆积了近两千封听众来信。
《平凡的世界》不断地受到评论界的质疑,甚至其获得的茅盾文学奖也存在争议,很多评论认为,《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主要是对特定时期陕北城乡生活的如实描写,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它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方面。《平凡的世界》无法超越《人生》。但它受到了大众前所未有的欢迎。孙少平是一个完美的人,但高加林才是真实的。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越发需要致敬奋斗的高加林,更加需要珍惜金子般的刘巧珍。
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我们能够看到路遥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他的苦难,他的自卑,他的孤独与高傲,那些折磨着他的人生抱负,那些“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为命运而战的狂妄姿态,悲惨的爱情,统统都投影在那些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那些人物扎根于这片黄土地,他们对此既爱又恨,他们要走出这片黄土地,走到更辽阔的天地中。对土地的最深沉的爱藏在巧珍的心中。她被高加林抛弃了。可是,没过几天,村里人就看见,她又在田野上出现了,像一匹带着病的、勤劳的小牝马一样,又开始了土地上的辛劳。她曾想到过死。但当她一看见生活和劳动过二十多年的大地山川,看见土地上她用汗水浇绿的禾苗,这种念头就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爱土地,爱劳动,爱清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不能死!她应该活下去!她要劳动!她要在土地上寻找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她天天要挣扎着下地去劳动。她觉得大地的胸怀是无比宽阔的,它能容纳人世间的所有痛苦。造化弄人,高加林又绝望地回到这片黄土地上。德顺老汉告诉他关于这片土地,关于命运的秘密,“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劳动不下贱!可你把一块金子丢了!”他像一个热血沸腾的老诗人,又像一个哲学家；那只拿烟锅的、衰老的手在剧烈地抖动着。高加林的父母——玉德老两口倒平静地接受了儿子的这个命运。他们一辈子不相信别的,只相信命运；他们认为人在命运面前是没什么可说的。
任何生命的历程都构成了命运,甚或命运即历史,但在中国的历史中,没有哪一个时代会像路遥笔下的时代一样,令人如此热切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不只是一种生活的奋斗,它更成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号召,一种热烈的情绪,它全然不是哪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族群、整个国家的激烈涌动,从乡村到城市,从老人到孩子,莫不如是。温饱,富裕,读书,知识,科学,奋斗,成功,希望,幸福,未来,一切令人心潮澎湃的事物牵引着他们,成为时代的洪流。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同时谱写了时代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平凡的生命也可以异彩纷呈,一个平凡的世界也可以波澜壮阔。
当我们试图以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一个时代,每个人自己的故事并不足以打动自己,我们需要另一个人和他的故事,他叫高加林,叫孙少平,他其实并不存在,但我们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想到自己的身世。他是一个能代表所有人的“普遍之人”,因为普遍所以经典。艾略特说:“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时任《中国作协》杂志副主编的雷达回忆,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第一轮投票之后,凌力的《少年天子》领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排第二名。但在最后拟定获奖名单时,评委们一致将《平凡的世界》提到首位。其获奖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品直面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写出了置身其中的年轻一代农人的觉醒与追求,奋斗与坎坷,作品有坚实又充沛的生活与生命的内力”。历史也证明,《平凡的世界》堪称这一届,也是历次茅奖作品中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强的作品之一。
命运不是抽象的概念与教条。历史需要故事和传奇。我们需要一幅生活的画卷,它既是“真实的”历史,也是“普遍的”记忆。路遥用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绘就了这幅画卷。他的书中写满了“命运”二字,他以其生命写就了中国人的“命运之书”。
(谨以此文纪念12月3日路遥诞辰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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