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袍之刺:女性视角下的阿富汗》
原老未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老未
从2013年9月开始,阿富汗不知不觉已成为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近几年人生中比较大的事,我都是以“第一次去阿富汗前”“最后一次去阿富汗后”的方式记在脑子里的,公历年份反而成了第二顺位,在需要更精准的时间表达时才会拿出来用。
“那里是不是特危险?”别人总爱这么问。我通常的回答是:“有危险,但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危险。”作为一些人炫耀经历的地方,这是一个来了就百分之百“被塔利班用枪指着头”的国家,说得好像塔利班人人都很闲,没事就会等在外国人常去购买旅游纪念品的“鸡场街”或新城区的公园附近,见到外国人就跑过去用枪指着头,心中数秒几十下再迅速跑开,消失在人海中一样。这种不负责任的夸大把新华社喀布尔分社的人都气得够呛:“简直没有底线。我们在这里常驻几年都没有碰上更没有听说过的事,怎么刚好全让他们碰上了?”
而相对于和平国家,阿富汗无疑是危险的,对于当地人,尤其当地的新闻工作者和少数派什叶派穆斯林更甚,比如我的朋友拉赫马特。我上一次离开阿富汗不久,即公历2018年5月9日,拉赫马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配图是他的女儿阿米塔,惊恐的脸上全是泪水:
“人体炸弹刚刚袭击了我家所在的13区。现在袭击还在继续着。这是我年满一周岁的女儿阿米塔。她第一次听到爆炸声,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被吓坏了,大声地哭个不停。我的女儿,爸爸对不起你,我们生在了错误的地方。”
拉赫马特打下的一个个字母列队整齐,像一柄柄短剑瞄准着我的心挨个发射,一行行地读下去让人鼻子发酸,心里难过极了。
每次从阿富汗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回到正常的生活是一种背叛。北京有不间断的电力,有电动门,有电梯。这儿的饭馆可以男女混坐,门口也没有荷枪实弹的保安。一天又一天,随着自我调整,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淡,对生命的敬畏似乎逐渐变得没有在阿富汗时那么触动人,活着偶尔也成了一种虚度,而不再是对平静生活的感激。
罩袍,英国人称为波卡,阿富汗人叫它茶达里,这种长至脚踝,面部用网眼布料织成的蒙面长袍,是外界对阿富汗女性的刻板印象之一,虽然它是一种典型服饰,也并非所有女人都会穿它。
种种刻板印象就如一根根刺,牢牢地扎在罩袍上面。这布料有时遮挡的不仅是她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双眼。
还好,对于别人描述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话,我通常不会全信。毕竟说出口的、记录在纸上的都已经是一种观点,无论阐述的人声称他有多中立,因为中立毕竟也是相对的。角度决定态度。即便是报道事实,新闻也可以用字体的大小、词语上加的引号、图片的剪裁来表现该媒体的观点,而读者也在阅读的同时被这种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热扎伊,生于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她12岁的生日愿望是回到自己的祖国；
古尔赞婶婶,阿富汗游牧民族库奇人的后代,她的女儿们开办了山区里的广播电台,在男权社会中用温和巧妙的方式为女性发声；
瑞吉娜,曾被评为改变世界的100名女性之一,她在坎大哈,这个位于阿富汗南部保守地区、女性就业率全国排名垫底的地方,创办了当地第一家95%的员工都是女性的纺织刺绣公司,把“卡玛克”这种在战争中几近失传的民族工艺保存了下来。
……
书中的六个女人,从教中国武术的老师到年近半百依然做饼的妇人,从前任坎大哈市市长的女儿到普普通通的女大学生,她们出生在不同的省份,来自不同的民族,从事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性格,阿富汗女人和我们一样,没有更高尚,也没有更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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