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张伯行在清康熙四十二年调任山东济宁道时五十二岁。适逢当地旱灾,农民绝收,当务之急是让农民有饭吃。饭从何来?粮仓内有粮,可是却不敢动,那是皇粮,关系国家命脉。无计可施之际他从家乡河南仪封调来钱粮并缝制棉衣救济灾民,那些粮钱是他自己家里的,非公帑库存。这仍然是杯水车薪,他的奏疏一直禀报到紫禁城。康熙接报,旨令各道赈灾,允许他开仓济民。他打开粮仓取出两万两千六百石粮食赈济汶上和阳谷两县的灾民。这本是一个拯民利民之举,上有政策,下有应策。偏偏有人节外生枝,指责他“专擅”,上疏弹劾。张伯行毫不畏惧,回应道:“有旨赈灾,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命重乎?”这是一位把官身押在百姓性命上的人,不媚上,不惧个人得失。之后,康熙皇帝南巡,路过此地,授予他“布泽安流”的匾额。
因了张伯行的担当,他被调往江苏任按察使。这一年康熙皇帝命各地督抚举荐贤能官员。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贤官能吏要想得到上司的举荐,必须与上司有某种“往来”。张伯行清清白白做官,规规矩矩办事,不搞拉拉扯扯那一套,当地督抚举荐的名单里自然没有他。没想到,次年,康熙皇帝又来了,他看到举荐的名单里没有张伯行,便问,为什么不举荐张伯行?用人标准自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上得台面的话。还有上不得台面的话,叫圈子。哪一方官员为了官场顺风顺水不拉一圈“自己人”?没几个心腹,那官就做不得了!心腹是靠孝敬得来的。张伯行不美言、不孝敬,在提拔时,谁个能想起他?康熙帝就想着他,遂对群臣说:“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又对站在一边的张伯行说“朕识汝,朕自举之”。随即提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又赐给他一块“廉惠宜猷”的匾额。
今天读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了一场康熙年间的组织考察和任命。不能说康熙朝没有任命标准,臣僚的举荐与圣上的恩准有着不小的高度差,臣僚的举荐如果不是出于国家考量,多是党羽、圈子。而这一切在圣上眼里都是“牛马走”,从“江山”考虑自然要高出一筹。清时官制,有固定的职位,没有上下一致的用人标准,吏部只是一个官员的调配管理部门,对官员的监督由都察院负责,升迁与罢免还是皇帝一人说了算,部门只有建议权。清朝有引荐制度,如张伯行这种低级别的小官没有大员引见,是见不到皇帝的。他之所以两次得到皇帝的题款匾额,说明他确实政绩卓著。史载,他在康熙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又经选考,只授予内阁中书,这是中央机构的文书之职。他父亲过世,回家奔丧,正赶上黄河决口,他招募民夫用口袋填堵。河道总督张鹏翮上疏举荐他治理河务,他便由文职官员转到工程系统。他干得出色,一举“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被调往山东济宁道。他从济宁到江苏上任,沿途吃住只用了一两银子,且是自掏腰包,除了官服,其他衣服皆是自备,难怪康熙皇帝这么器重他。
到了福建巡抚任上,他的身份发生转化,由被别人举荐变成举荐别人,他立刻看到官场的幕后。这个长久坐在台下看别人在前台演出的人,从后台看到了“原来如此”。无数梦寐都想得到举荐的人向他行贿,让他无法招架,本来是往前走的仕途与使命,现在却让人逼得疲于防守,忍无可忍,于是他写出了《禁止馈送檄》,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止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一檄锐利,道尽了贿物的来历。
今天重拾这篇檄文,我们看到了他的人民情怀。然而,张伯行用此檄把自己孤立起来,再无人附和他,他的正确意见都遭到抵制,更有甚者,连当初举荐他的张鹏翮都不再帮他说话,而是处处打压他。旧朝廷最大的腐败不在于出了几个贪官,而在于容不下清正!
个人名节是官场上的良知,良知的基础在于民之脂膏。然而官场良知也会演变成攫取名声的道具。西晋时期有一个叫王逊的官员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骗取名节的闹剧。《晋书·王逊传》载:王逊原为“吏部合史”,“累迁上洛太守,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秩满以付官,云是郡中所产也”。是说,他在调往上洛太守任职前,把家中牛马产的小马驹、小牛犊都交了公,理由是这些马驹牛犊都是吃着本郡的水草长大的,理应留归本郡。这确实是做好事。可是这个“好事”怎么看也有点似是而非。以后他调任宁州太守,开始还能与百姓同甘共苦,日子好了一点,便开始伸手要钱了,有人拜见他,须递上用金子打造的名片。此门一开,请托的络绎不绝,大把地送上金银财宝。最后连他的发妻都看不过去了,说“何先清而后浊也”?读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王逊压根就不是什么“先清”的清官,他不伦不类的“先清”是障眼法,换取一个好名声,为他以后的贪腐铺路,在这种人身上没有蜕变之说,只是“下手”的先后。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此言洞穿历史经验。“先清后浊”是一类人生,“丝粒名节,厘毫脂膏”也是一类人生,却有龌龊与纯洁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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