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邵燕祥先生“睡中安然离世”,这是上苍赐予一个善良的人最该得到的善终。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报社副刊做编辑,负责杂文、随笔类文章的约稿、编版。那时候的主要联络工具就是写信,约稿靠写信,过年过节互致问候靠写信,平时的沟通联络也是靠写信。虽然写信的形式相对迟缓,有时一来一往十几天就过去了。但写信的好处是只要晓得对方大体差不多的通信地址,如单位、街道门牌号,甚至熟人,即便收信人不在单位,甚至已经调离或退休,转来转去,总有转到收信人手里的那天。当然也有杳无音信的特殊情况。
开始与邵燕祥先生联系,并没有他的具体地址,只知道先生在《诗刊》杂志工作,就试着写了一封信寄到《诗刊》,随信附上几期样报供其参考。信的大意,一是冒昧写信打扰,敬请谅解；二是给我们创刊不久的新报尤其是副刊提出宝贵意见；三是如有可能恳请先生赐稿。这封信真的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思寄出去的,先生收到当然好,能够回信更好,若是能赐予大作那是最好。
虽然寄予希望,却又不敢抱有厚望,每天到了取信的时间便迫不及待去找有《诗刊》或邵燕祥字样的信封,一天又一天……邵燕祥先生以诗立于文坛,在经历了数种磨难之后,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杂文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犀利而柔润的语言风格,简约而意味深长的字斟句酌,诗人的豪情与杂文家的真情跃然纸上,凝结作者饱经风霜、坎坷曲折、豁然达观的人生态度。其实,那时候对邵燕祥先生了解不多,为了工作读了他刊发在报纸杂志上的每一篇杂文、随笔,也试着读了先生早年的一些诗文,诗人、杂文家是定格在我脑海中的邵燕祥年轻、富有激情的形象。约在10天后,我收到了邵燕祥先生的回信,信封是《诗刊》的,先生用笔划掉又写上自己家的具体通信地址。有点小激动,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信笺是《诗刊》社的,先生竖版行楷,字体美秀,展信阅读:
许志杰同志:
屡承约稿未报为歉。赠报收到。即去贵阳开杂文笔会,行前编辑旧稿,有八五年作一篇,当时寄北京日报未发,看看至今尚未全失去现实意义,特抄请一阅,可用则供补白,不适用亦勿为难,掷入纸篓即可。同为编辑,甘苦两知。匆祝编安
燕祥 五月二日
先生似意犹未尽,又附几语:贵副刊有释“半老徐娘,风韵犹存”一文,字里行间似有旧时代里妇女或妇女上了年纪就不该“打扮”的余绪。
先生读报细致。赶忙找来报纸查看,果真有此一文,确如先生所说文章立意有悖“现代”之意。
这是我有幸收到邵燕祥先生的第一封来信。短短数语,暖我心田,信息量丰富,既有先生的大作,又有去贵阳开笔会的行程,还有对本报文章提出的看法,先生之行事风格与行文格调着实一路,文如其人也。趁热打铁,先生的大作很快见报,寄去样报,附上再次期盼赐予大作的信件。很快,邵燕祥先生的第二封信如我心愿翩然而至,话不多:
许志杰同志:你好。信悉。最近特别忙乱。约稿事当谨记,如能写出适用稿件,当奉上。
但是,让我幸福不已的是邵燕祥先生亲自抄给了我几位杂文家的通信联系地址,这几位杂文家是严秀(曾彦修)、牧惠(林文山)、朱正、刘征、谢云、蓝翎、舒展、吴国光。我的天,这几个人可是我多方打听而不得的著名杂文家,真的是梦寐以求,这就像一张秘密联络图,一下子把我们的作者队伍壮大起来。按照邵燕祥先生的指引,逐个给他们写信求稿。一传十,十传二十,后来这些先生也给介绍名家,如罗竹风、刘绍棠、冯英子、何满子、公今度、章明、魏明伦、陈村、戴厚英、池莉、忆明珠、陈小川、米博华、李庆西、李育杭等,加入到我们的作者队伍中。
有了这样美妙又顺畅的开局,与邵燕祥等先生们的交往逐日频繁,大家与名人的光环,也随着以工作为基础的“规定动作”,渐次融化到以个人私交与情感往来的日常中。邵燕祥先生去烟台,先写信告诉我一声,谓之到了“贵地报个到”。牧惠先生路过济南执意不下馆子,要到我家里吃酒。我到北京拜访蓝翎先生,他领我在人民日报的大院里参观,认识了与我差不多年龄的钱宁等写作新实力派。到了邵燕祥先生家里,拿出一块山东产的红丝砚,走时先生给了一包西湖龙井。与邵燕祥先生的通信不再局限于“稿”里。有一次,先生写信给我介绍一位叫做高旅的作家,询问高先生有作品可否在齐鲁晚报发表。先生的信是这样写的:
许志杰同志:
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的高旅先生(国内三联曾出过他的杂文《持故小集》,花城也出过历史小说《杜十娘》《今宵酒》《玉叶冠》等)。有一篇十万字左右的连载小说《野山胡桃》,写一旅外同胞回国探访抗战初期参与抗战活动的旧地,往日情怀,今日行踪,交叉写来,心态如绘,我们国内写游子归来之类题材者,似都未及此深度。作者问国内可否出版或发表,我想这类题材也许在报刊连载更好,想起你曾说约稿,我将复印件寄请一阅如何?
高旅和冯英子先生是老战友,都是苏州一带人,抗战前即相熟,后同时从事新闻工作有年。盼复,祝好
邵燕祥 九月十六日
后来高旅先生大作未能刊出,我怀着十分抱歉的心情给先生写信,吞吞吐吐说出这一“实在不好意思”的结果。邵燕祥先生闻知只说了三个字:我理解。
邵燕祥先生的三封信都是1988年写的,32年倏然而过,当年的先生不过55岁,正值创作旺期,字也遒劲有力,竖版、繁体、连贯、干净。先生用信笺不是很讲究,看上去好像抓起书桌上一张纸就写。对纸笔砚墨随意取用,书信内容却如先生的诗文,用字讲究,意味悠长、幽静、隽永,有一种淡淡的潜移默化,似长辈轻轻拍着你的肩膀,跟你说着一个入心入耳的小故事。算我走心,当年包括邵燕祥先生等学界名家的信函都珍藏了下来,心静时,轻手展来,字品句读,总有一些感动和收获激励着自己。有些遗憾的是,当时报纸还在使用铅字排版,原稿要送印刷厂供捡字师傅用,致使先生的很多手稿被当作废纸一扔了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被吾辈随手抛弃,进入电子信息时代愈加感觉纸质文品的珍贵,损失不可挽回。
最后一次见到邵燕祥先生是2016年6月,在一位杂文家的追悼会前,我们互致保重,没说什么话,请人用手机拍了一张合影。先生那时83岁,身体硬朗,坚持思想与写作,眼里充满睿智,一脸和气,是位善良的智者。一别四年余,经常读到先生在《随笔》杂志发表的作品,很是欣慰。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本先生亲笔签名的《日神在左,酒神在右——邵燕祥自由诗一百首》,毫不犹豫拍下。过了几日,又收到一部邵燕祥著《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却不晓是哪位高人所赐。先生仙逝的前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拿起这本书,想起书的不明来历,还幻想是不是邵燕祥先生亲自或托人寄来的——现在知道,这是先生的普世礼物,值得每个人去读,去读懂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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