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作家生命与文学的根
2020年08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PDF版】
  贾平凹
  刘震云
  阿来
  迟子建
  毕飞宇
  莫言
     近日,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在央视播出引发关注。该片由北师大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团队历时两年拍摄,镜头聚焦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和他们的故乡,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以影像为载体寻找文学的发生与萌芽。张同道说,《文学的故乡》跟踪记录作家重返故乡的过程,寻找童年的秘密,寻找与文学相遇的原点,甚至文学作品孕育的过程,展示了每一位作家独特的人生轨迹,如何观察生活,如何成长,如何遭遇文学,如何开创自己的文学世界。
  对故乡,
不是盲目说爱与不爱

  贾平凹生活在西安,故乡在丹凤县棣花镇,每年回去四五次。贾平凹一进棣花镇,就被热情的老乡握住了双手,老年人跟年轻一点儿的人介绍“这是载凹他哥,平凹”,贾平凹熟络地跟对方打招呼:“您慢走。”
  贾平凹最初写作,是从故乡丹凤县棣花镇出发,他走遍商州(商洛)乃至秦岭大地,写出《商州初录》《秦腔》《古炉》等作品,站在故乡看中国,文学作品则走向了世界。但在贾平凹心中,有着对故乡的细腻感触,他说,故乡就是以父母存在而存在的,父母不在了,那个故乡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字面上的故乡;心在纠结着,只有父母在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故乡,父母存在,故乡就存在。“有一句话叫血地,就是你娘把你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对你产生影响是最多的。”
  刘震云14岁离开河南延津老庄村去当兵,能够勇敢地走出故乡,是因为受到“伟大的哲学家”舅舅的指点。舅舅说你在村里面一直待着,最多只能娶一个小寡妇,而刘震云心有不甘,他遵从舅舅“离开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哲学观念,开始了伟大的文学创作之旅。从《塔铺》到《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再到《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小说文本中总有“故土”延津的存在。刘震云说,故乡首先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语言,生长在河南说的就是河南话,但最重要的(影响)是,这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世界观方法论、为人处世的方式。
  阿来出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一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从这里出发,阿来上学,当老师,后来成为作家。阿来说,“从年轻时候自己就经常在山里面走,突然领悟一件事情,我跟这个土地到底有没有关系,用文学理论来说,肯定有关系,但是怎么找到你跟它发生关系的方式?后来我找到一个笨办法,那就走吧,一座山一座山地爬。”30岁时的阿来,要去一个小村庄,他带着两匹马,一匹自己骑,一匹驮着粮食,一路观察一路记录,把零星的感触写成一首诗《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他感觉到一个诗人已经诞生。他遍走嘉绒藏区,研究十八家土司,写出了当地历史上神秘又浪漫的土司家族的故事——《尘埃落定》。阿来说这部小说,是他对故乡的一个交代。
  阿来的小说写过故乡的历史,写过故乡森林遭遇的灾难,写过故乡的自然生灵,他说对于故乡,不想美化它,也不想丑化它,所有的书写都想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其实,故乡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投影,写故乡也是写自己。”
精神原乡,         从故乡出发的文学
  故乡就是作家的精神原乡,书写故乡,就是书写与生命有着最直接联系的东西,不能不写的东西。
  莫言说作家的故乡,并不是指父母之邦,而是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个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个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站在高密东北乡自家旧居的院子里,他说自己所有小说的原点,都在这里。
  莫言小时候在劳动工地上跟着铁匠做学徒,闲下来就到旁边生产队的萝卜地里偷萝卜,被人捉住,挨了父亲一顿痛打,打出了他轰动文坛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从此来自高密的这个小伙子,两步三步就迈上了中国文坛。莫言说,之前还是挖空心思找素材,不知道写什么好,自从书写故乡的《透明的红萝卜》之后,素材开始找他,在后面排着队,催着他来写,一个星期一部中篇,一部短篇则不过夜。
  莫言从小生活在东北乡,听着爷爷奶奶的故事长大。在上世纪被日本入侵、在那个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他爷爷、奶奶的爱国心是怎么被激发出来的,强烈地吸引着莫言,催促他写出了《红高粱》系列。
  莫言说自己的母亲经历了饥饿、战乱、胃病的折磨,母亲去世后,他充满罪过地认为,母亲活着的每一秒都在受罪,不断地喘气,没有一刻是舒服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写一部为母亲树碑立传的作品,这就是《丰乳肥臀》。《丰乳肥臀》通过写“母亲”而激烈地批判封建制度,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与莫言母亲的形象并不沾边,但她们受过的苦难和罪是沾边的。莫言说,“那时写作的一种激情,一种泥沙俱下的黄河奔流一样的感觉,语言的浊流那样的想象力,那种对字和词的大胆使用的魄力,现在已很难再重复。”
  贾平凹谈及对故乡的书写,他说,“当你又返回(故乡)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最后那一块地方,你这个村子,你这个家族,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自己最隐秘的东西,你要进入这个里面去,就写你最熟悉的地方,和你直接有生命联系的一些东西。”这部作品就是贾平凹的《秦腔》。
  《秦腔》写的就是棣花镇的故事,书中大部分人和事都有原型,贾平凹说要以这部小说为故乡树一块碑。“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上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那些亡人,那些未亡人,他们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诉说……”
拍摄土地和返乡,      《文学的故乡》两年炼造史
  从2016年夏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团队历时两年,跟随6位作家回到故乡,拍摄了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张同道说,这是在这些作家表达能力、思想能力都非常好的状态时去拍的,而不要等到80岁,人走不动了,思维也跟不上了。
  《文学的故乡》之所以拍了整整两年,很大一个因素在于,要说服这些作家接受拍摄很难,张同道说,这几乎是他拍过所有片子当中最难的。“甚至有一些我很欣赏的作家,明确拒绝我说,作家留下著作就够了,不需要影像。他们觉得在摄影机面前很难受,莫言老师就说,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面对镜头说话,最幸福的事是在酒庄喝酒。他把自己放得很低,总说‘我有什么好拍的’。”张同道很执着地、坚定地去跟莫言一次又一次地谈,甚至在他没同意的时候,先跑到山东把高粱地给拍了,因为高粱不等人,再不拍高粱就收了。
  张同道说,邀请毕飞宇更有意思。这部纪录片最早的题目是《文学的乡愁》,毕飞宇说他没有乡愁,也没有故乡。这谈话怎么继续?张同道只能硬着头皮跟他解释自己对故乡的理解。毕飞宇后来说:“只要我在那个大地上书写过,我就有理由把它看成我的故乡。”
  作家的故乡怎么拍?拍什么?纪录片团队的第一个规定动作是拍土地,土地不光长庄稼、长草、长花,还长思想、长文化。第二个规定动作是拍摄作家返乡,观众可以看到,再次返回故乡的作家感受着乡土的田野、森林、大山、冰雪乃至街道、老屋的变化,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感叹,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作家的情感,而情感是创作出伟大作品的强大力量。
  张同道还透露拍摄作家的一些幕后故事。拍摄贾平凹回棣花镇,老路要走接近5个小时,晚上到了商洛,贾平凹的脚已经走不动了,原来他穿的鞋是别人新送的,不太合脚,走长路脚疼,脚都磨破了。纪录片团队拍莫言,有时候莫言拍完回去了,摄制组还得留下来拍空镜,饭点到了,莫言一遍遍打电话催回去吃饭。“他慢慢接受了我们,也越来越愿意沟通,后来还主动提出来漏拍了他的话剧,说可以随时配合我们。”张同道说,莫言老师是个厚道人,他们就“利用”了莫言老师厚道的这个弱点,这让张同道非常感动。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网友为此稿件打分的平均分是:
齐鲁晚报多媒体数字版
按日期查阅
© 版权所有 齐鲁晚报
华光照排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