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辉
唐朝诗人祖咏有著名的《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据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这首诗本是祖咏的应试诗。唐朝的科举试诗赋,规定需做五言六韵,两句一韵,六韵就是十二句。如另一位唐朝诗人钱起的名作《省试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就是一首中规中矩的应试之作。而祖咏只写了两韵四句,便交了卷,于是“主者少之”,就是主考官认为他写得太少,欲判他不及格。祖咏回答了两个字“意尽”,意思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到位,四句足够了。
古人写诗贵言少意足,我想祖咏真正想说的是,写诗,话不可说尽；话不说尽、不说满,方能有言外之致、弦外之响,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否则,话说得多了,那点“意思”也就被稀释掉,诗意也就寡淡了。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学诗,香菱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得真有趣!”黛玉却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林黛玉为什么不喜陆游的这两句?我想无非是因为这两句言固工巧,意则寡淡。前一句“重帘不卷留香久”,还有点意思；后一句“古砚微凹聚墨多”,就像是为与前一句“对偶亲切”生造出来的,连前一句那点“意思”也被稀释掉了。其实陆游的这个缺点后人多有指陈。钱钟书《谈艺录》即言:“放翁之不如诚斋,正以太过工巧耳。”钱氏又引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古人好对仗,被放翁使尽”,认为“放翁比偶组运之妙,冠冕两宋”；问题是“太过工巧”,“意思”跟不上,往往导致“文胜于质”。当然这里不是否认陆游的成就。但陆游是古代传世诗作最多的诗人,竟多至九千多首,如此则难免良莠参差,易让人挑出毛病。
以上是专就诗而言,然诗、文之道互通。文章以语言、文字为材料表达思想感情,而相对于人类情思的丰富与复杂,语言文字总难免显出苍白无力。古人对语言文字的局限早有清醒的认知。陆机《文赋》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感叹；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则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中国古人的办法是“藏拙”,正因为“文不逮意”,故不务“多言”,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以语言文字的“不尽”而求意思、意境的“无尽”,追求余韵、余响、余味。明代古文家归有光《项脊轩志》结末:“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就是“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事代谢,生死异途,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中矣。
到了现代,胡适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把白话文和文言文对立起来。相对于“有余不尽”,胡适追求的是“言无不尽”。胡适曾写过一篇《三论信心与反省》,讲了一个笑话,讽刺一般人总是高谈民族的固有文化,不肯承认自己的短处,立意是好的,但笑话讲得实在不高明:甲乙两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个虱子,有点难为情,把它抛在地上,说:“我还以为是个虱子,原来不是的。”乙偏不识窍,弯身下去,把虱子拾起来,说:“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原来是个虱子!”似乎是一片照顾读者理解力的苦心,怕听笑话的人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安知这种“苦心”不是对读者的冒犯?
与胡适同时期的鲁迅,文章之道却与胡适判然两途。如果说胡适是“言无不尽”派,鲁迅则显然属于“有余不尽”派,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延续着汉语书写审美传统的一脉香火。同样的笑话,鲁迅想必会这么讲:甲乙两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个虱子,有点难为情,把它抛在地上,说:“我还以为是个虱子。”乙偏不识窍,弯身下去,把虱子拾起来,说:“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
最后交代一下写这篇小文的切身的缘由。因为编自己的第二本杂文随笔集,冒着暑热整理旧稿,有几篇文章自己很不满意,于是尝试把这几篇统统删去最后一段,没想到,“顿觉眼前生意满”。说“境界全出”,那是夸大,但若说可以拿出来见人了,是真真的。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